八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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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不佳,失業率高,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時有中年男子不願讓親友知道自己失業,常穿著整齊的上班服裝、拎著公事包,徘徊公園內。多次接觸「假上班」失業族的市府大安戶政所官員、公園處駐警對此現象都於心不忍,但也愛莫能助。

大安戶政所課長邱士榮說,佯裝出門上班,卻逗留大安森林公園的失業族,以中年男子居多,多穿著上班的襯衫、西裝褲,甚至穿西裝、打領帶,還拎著公事包,落寞無助地在公園裡呆坐。

他說,去年底與同仁到公園發傳單,碰到一位男子發牢騷地抱怨「拿政府的傳單,就能換一碗飯吃?」是他首次接觸到這類失業族,自此開始注意這個現象。

他說,失業族出現大安森林公園並無固定時間,但他碰到人數最多的一次,聽到3名穿著同款服裝的男子愁眉苦臉地交談,商量如何不讓家人知道公司解散、日後家庭經濟如何維持等等。

此外,因戶所就在大安森林公園對面,偶而會有疑似失業的中年男子到戶所,一坐就是大半天地看報、吹冷氣、喝茶,甚至待到晚上八點戶所打烊才離開,卻未洽辦任何業務。

大安森林公園駐警柯俊傑也說,這兩年景氣差,公園除了衣衫襤縷的遊民逗留,還有衣著整齊的失業男子徘徊流連。他因見多了,從神情舉止及衣著打扮,就能分辨出是純休憩的民眾,或失業而逗留公園的失業族,且八九不離十。

他說,失業族常穿著得整整齊齊,特徵是神色冷漠、憂愁或徬徨無助,一個人靜坐、獨處,可能因自尊因素而不愛搭理人,甚至被大太陽曝曬也不自覺。

一開始他會主動探問、安慰對方,後來有失業者開口借錢,甚至逗留到晚上沒回家,跑到駐警值班室要求借宿一晚,他因幫不上忙,才不再向失業者攀談。

【2007/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www.udn.com/2007/8/30/NEWS/DOMESTIC/DOM2/39915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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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30 09:27】 【來源:四川線上-天府早報】

“家裏待不下去了,我只有跑出來。”前日,眉山101歲老人張堯階告訴記者,這些年來兒媳和幾個孫輩讓她難以安享晚年,由於無法忍受,只好離家“出走”來到大孫女家中。

    百歲老人VS家庭成員

    “我們為她做了很多事,但她還是覺得不夠。”老人的幾位家庭成員表示,他們對老人非常孝順,老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兒孫輩的孝順也得到了附近鄰居的證實。

    百歲老人:晚輩待我越來越不孝順

    前日,記者在眉山市區一銀行營業廳內見到了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老人身著一身藍色的粗布衣服,手拄著拐杖,行動遲緩,思維和語言能力也較差。根據身份證顯示,她叫張堯階,是東坡區象耳鎮西堰村人,今年已101歲了。

    “家裏待不下去了,我只有跑出來。”張婆婆緩慢地說,她和丈夫只生了一個兒子,前些年丈夫和兒子先後去世,家裏就剩下她和兒媳婦、兩個孫女及孫女婿等人。從家裏跑出來之前,她和兒媳、小孫女一家住在一起。張婆婆說,這些年來,晚輩們待她越來越不孝順,每天都拿稀飯給她吃。“不僅這樣,他們還打我。”張婆婆邊說邊舉起了手,她的右手胳膊上有兩處淤青。但由於記憶力不太好,張婆婆始終未能想起被打的細節。她說由於受不了,只好在幾天前來到了眉山市區的大孫女家。

    家庭成員:老人難以理解我們的孝心

    隨後,記者來到象耳鎮西堰村張婆婆的小孫女家中。“我們一直對她都挺好的!”張婆婆的兒媳、已經70多歲的馬淑文說,6年前丈夫去世後,她和小女兒就擔當起了照料張婆婆的重任,不僅給張婆婆做飯,還要給她洗衣服。

    “我們為她做了很多事,但她還是覺得不夠。”馬淑文同時說,由於大家的生活習慣不同,而且年齡相差太遠,張婆婆往往難以理解家人為她所做的事。

    張婆婆的孫女婿李剛則說,老人滿100歲時,在湖南打工的他和妻子還特意趕回來,為老人辦了15桌壽筵。“這樣還不夠孝順嗎?”李剛說,老人有個習慣,喜歡把飯菜留下來喂貓和狗,有時候甚至讓飯菜都發黴了。為此,家人也對張婆婆提過意見,但張婆婆固執地認為家人對她太苛刻了,捨不得給她吃肉。

    談到張婆婆手臂上的淤痕,張婆婆的大孫女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說:“可能是奶奶去喂狗和貓的時候,妹妹去拉她,不小心碰了的吧。”

    在西堰村,記者還走訪了張婆婆家附近的一些群眾,他們都反映說,張婆婆的晚輩都對她挺好。“我們也曾去調查,老人的家人對她多好的。”象耳鎮民政辦的工作人員說,他們此前也接到過老人的反映,前往調查後發現,家裏人並沒有虐待老人。

    心理專家:多一些心靈上的孝順

    就張婆婆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記者請教了樂山師範學院心理學副教授徐建奇。

    “出現這樣的原因,雙方都有責任。”他分析說,作為已經101歲的張婆婆,其生理機能、心理和行為能力都在迅速衰退,導致其陷入極端自我中心,想問題做事情容易只從自身角度進行考慮,而忽略了家庭其他成員的感受,甚至將家人的好意曲解為惡意。另一方面,家人也未能意識到老人現在的心理,以至於在盡孝心時,孝順方式太過簡單和不恰當,導致效果適得其反。

    “要想更好相處,兒孫們應更努力。”徐建奇說,張婆婆由於年事已高,想改變其自我的心理難以見效。所以兒孫們應再多改進點,努力使老人感覺到幸福。比如,多和老人溝通,在孝順老人時,言語、態度上更加謹慎和委婉,給老人足夠的尊重和理解,多一些心靈上的孝順。(吳錕) (完)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7-08/30/content_11001941.htm

北京新浪網 (2007-08-30 11:47)

特約撰稿 陳岳鵬 劉開明

  1980年的春天,當年近50的王大叔從河南老家平輿縣來到廣州,再一路乞討從東莞到寶安縣時,他並不知道自己所處的這塊土地已經更名為深圳市,並將在幾個月後,成為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而自己的後半生會與這個城市密不可分。

  『那時是上午哭一場,下午哭兩場,晚上哭一場。』由於河南話與廣東話的巨大差異,因1979年黃河大水逃荒出來的王大叔無法和人交流,想回家又沒有路費。暫時停工的樓房成為他的棲身之所,在菜市場附近撿垃圾成為他的謀生之道。

  26年過去,拾荒的大叔變成了拾荒的大爺,深圳最高的建築也從3層樓長到了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74歲的王大爺愛上了這裡,『孩子們的負擔也很重,不回去給他們添負擔,這裡能掙下錢,而且冬天不冷。想吃啥有啥,想穿啥有啥,氣候好,還有錢花,挺好。』王大爺笑呵呵地看著筆者,他表示自己會在深圳拾荒直到生命結束。

  在深圳,像王大爺這樣的城市拾荒者,保守估計不少于20萬。這是根據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筆者所在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ICO)與深圳中華職業教育社聯合開展的《『守望相助,走出貧困』──深圳拾荒人群互助網路建設專案計劃》調查結果,參照北京,廣州等城市拾荒群體狀況所做出的統計。

  作為職業、半職業的拾荒者,王大爺他們缺乏基本的職業技能和自我保護的能力,面臨三種困境:一是居無定所,無依無靠;二是缺乏法律和權利意識,遇到危急不知如何獲得法律保護和緊急救援,而因為法制觀念相對淡漠,又容易觸犯法律;三是缺乏衛生健康知識,易受有毒垃圾傷害,感染疾病、傳播疾病。

  這些困境嚴重威脅著拾荒者群體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阻礙他們擺脫貧窮的努力,同時也易激發與城市居民共處的矛盾,不利于社會和諧發展。

  拾荒者狀況

  26年中,王大爺從村里帶出一批又一批老鄉,深圳南山區後海點的拾荒者絕大多數來自王大爺的老家平輿縣李莊村,而當年出來的小伙子如今都抱上了孫子。

  在深圳,超過九成的拾荒者都和李莊村的鄉親這樣,選擇與家人或老鄉一起居住,其中男性占到七成,多為職業拾荒者,他們只在農忙及春節回家幫忙。女性多為季節性拾荒,一般會在農閒時,隨丈夫短暫赴深拾荒貼補家用。而夫妻倆搭伙來深長期拾荒,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

  七成的拾荒者選擇在城中村或市郊的民房居住,二成露宿在橋洞、路邊或公園內,而剩下的一成則選擇在工地附近搭棚居住。拾荒者以30歲以上的中、老年為主,這個年齡段的拾荒者比例加在一起超過了八成,其中50歲以上的有近二成的比例,在身體狀況和文化程度影響下,這些中年和老年人很難進入工廠就業,而拾荒進入門檻低,誰都能幹。

  早在1980年代初,王大爺剛到深圳拾荒時,撿拾書本、報紙、鐵桶,平均一天收入15塊錢左右,但在老家,每月不過5塊錢收入而已,經濟收入是他們選擇拾荒的重要原因。根據筆者的調查,近八成的拾荒者如果單純在家務農,家庭年收入只有500~1000元,而這個數目只是在深圳拾荒一個月的保守收入。

  68歲的李大爺從1995年開始從河南老家到深圳龍華拾荒,到2004年為止,將近10年。『在家養活不了自己和老伴。』兒女不孝的李大爺只好拾荒。無人贍養,又缺乏可靠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是不少農村老年人外出拾荒的重要原因,而隨著逐漸老去,不斷有青壯年進入,不少老年拾荒者被淘汰出局,淪落為城市的乞討者。

  1978年出生的小李是在3天沒有吃飯,飢餓難耐撿飯吃的情況下開始拾荒生活的。小李在北京當過兵,來深圳之前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2005年3月到深圳找工作時,遇到小偷,錢全部被偷,幾天下來,工作沒有落實錢又沒有,無奈之下他走上拾荒路。

  像小李這樣,原籍內蒙古的拾荒者並不多。深圳拾荒者中近六成來自于河南省,其次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其餘省份零星有一些。今年1月,筆者和同事曾專程前往河南駐馬店市平輿縣十字路鄉探訪。

  十字路鄉每年的外出就業人口在1.8萬至2萬左右,10多歲至30歲的以進工廠打工為主,而30~50歲的則基本上以拾荒為主,拾荒城市亦分布于全國各地。據該鄉王副鄉長保守估計,十字路鄉外出拾荒群體占總體外出務工人員的一半左右。保守估計,十字路鄉,每年外出拾荒人口規模在6000~1萬人。這部分外出人口的收入,相對於單純的農業收入而言,要更高些。

  龐大的拾荒人群影響了當地的形象,但王副鄉長強調,河南省有將近1億的人口,而且農業人口占了70%,解決絕大多數農業人口的低收入水平才是頭等大事,所以只要是能掙錢的、不違法的外出務工行業,政府就支援。

  拾荒者的階層化

  1994年,當40歲的魏大叔在廣東佛山、南海一帶開始拾荒生涯時,他只選擇在晚上沒人的時候撿,有兩個人在場時他絕對不會去。這個在1977年~1983年期間,曾在河南周口某縣當過縣公安局局長的漢子說:『實在拉不下面子啊!』

  1984年,魏大叔下海,他的解釋是看不慣官場里的不正之風。下海之初,他做糧食生意,1985年開始包工程,走南闖北,做包工頭。幾年的商海沉浮,並沒有帶來夢想中的財富,反倒背了一身債務,用魏大叔自己的話講就是水性不好,被淹了。為了躲避追債的人上門討債,1994年,魏大叔南下廣東,由於學歷和年齡的原因,出于無奈,魏大叔選擇了拾荒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

  事實上,拾荒者內部也是分階層的,所謂『刨不如撿,撿不如運,運不如換,換不如收』,街頭流動的拾荒者處於最底層,撿的東西最雜,但收入最少;走街串巷收購廢品者則次之;廢品收購站老板地位和收入則最高。魏大叔十來年的奮鬥史可作為典型個案。

  經過最初的階段之後,魏大叔慢慢習慣了拾荒生活,生存是第一位的,也開始在白天工作。1997年,有了一點本錢的魏大叔來到了深圳龍華,不再做最底層的拾荒者,而開始有選擇地收購廢品,再轉賣給廢品收購站,從中賺取差價。經過幾年的經營,他的經濟情況有了很大的改善。

  2004年10月,魏大叔將深圳簡上村村尾的一棟毛胚房整體租下,又與簡上村的村長協商,在毛胚房周圍用竹子、鐵皮搭起簡易平房,再將這些房子轉租給其他河南籍的拾荒者或廢品收購者,簡上村的拾荒者聚落就這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而魏大叔儼然成為這一特殊社區的領袖。事實上,不少租住在毛胚房或簡易平房里的拾荒者就是魏大叔在河南老家的鄰居,很多人是跟隨魏大叔一起來到龍華從事拾荒或者廢品收購的。

  如果單純以經濟實力來衡量,魏大叔已經不屬於貧困行列了,他甚至花了2萬元買了一輛二手的人貨車專門從事廢品收購。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目前在上海打工,小兒子則通過老戰友的關係在深圳觀瀾做輔警,他在老家還有5畝地,主要靠大兒媳料理。

  筆者問魏大叔,既然家裡經濟條件不算差,他的老伴為什麼還要出去從事最底層的拾荒呢,魏大叔說uL確實可以不去,但閒著也是閒著,年齡大了也沒什麼事可幹,廢品收購這邊他一個人看著就行了,所以出去撿撿破爛,練練身子骨,沒什麼壓力,習慣了也沒什麼不好。

  合法的拾荒者

  大部分拾荒者都有遭受城管或保安驅趕的經歷,有些來得早的,甚至被關進過收容所。

  事實上,制度缺陷,意識差異與生存壓力,往往導致拾荒者在城市市容管理體制下,行為與生活方式上的無意識的違法,這包括隨意的傾倒、翻揀垃圾,非法搭建臨時性建築等。

  而當城市執法者根據法規進行執法時,與這些持有『沒偷沒搶,勞動吃飯』等道德正義感的拾荒者之間的衝突就在所難免了。在調查中,大多數拾荒者也認為自己對城市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拾荒者所面臨的諸如居住和衛生條件惡劣等現實問題,從深層次講,正是這樣一些體制性障礙阻礙了他們成為合法的拾荒者。

  2004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的法律身份與社會地位基本上已經取得了社會的共識。與此不同的是,像拾荒者一類的非正規就業人口,至今缺乏比較明確的法律定位。

  以前有部《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以下簡稱《收容法》),這個《收容法》將乞討者和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人列為收容遣送物件。該法在1991年將收容物件擴大到『無合法証件、無固定住所、無穩定經濟來源』的『三無』人員。依照該法擴大了定義的收容物件,拾荒者顯然屬於所謂『三無』人員。2003年,當轟動一時的孫志剛案最終落幕時,存在了11年之久的《收容法》壽終正寢。

  新頒布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將乞討、流浪人員由原來受規管、收容的物件變為了受救助的物件,然而,拾荒者並非生活無著落的流浪、乞討人員,因此該辦法並不適用于城市拾荒者,他們是自食其力者,並不需要社會救助。

  既然法律文本和主流話語都不再公然宣稱流浪街頭是非法的,也沒有公然宣稱拾荒者和其他國民的國民待遇有所區分,那麼依照『法不禁止即為自由』的原則,城市拾荒即為一部分以生存為基本訴求的弱勢群體的權利,這種生存權和發展權應當受到尊重和保護。

  越來越高的合法門檻

  然而,門檻越來越高的合法渠道卻限制了拾荒者的生存發展。

  據深圳新聞網的報導,截至1996年,深圳全市有950家左右的合法廢品收購站,分屬於8個大的國有再生資源回收公司,而無牌無照的約有2000余家。

  據《深圳市資源綜合利用條例》等有關規定,再生資源回收分揀整理場地登記注冊的條件是:企業要首先在地方政府規劃部門規劃的專門場地內,擁有一定面積的土地使用權。根據深圳市的未來規劃,這個場地,要根據深圳市目前再生資源回收總量和規模,由市規劃局拿出共45萬平方米的國有儲備土地,其中分布在寶安的有7塊、龍崗8塊、南山1塊,來作為深圳未來再生資源回收場地。

  要想擠入這16塊用地,沒有雄厚的實力和背景,幾乎是不可能的。深圳市有關官員也毫不諱言,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讓深圳的廢品收購行業徹底洗牌,培育優勝劣汰的機制,讓這種機制去淘汰『落後的生產方式』,讓那些無牌無証、依靠『落後的生產方式』經營的小廢品站無法生存,結束該行業粗放經營,低成本運作的歷史。

  殊不知這樣與民爭利的政策調整,可能讓地下的廢品收購站越開越多,政府關乎的是淘汰『落後的生產方式』,20萬拾荒大軍關乎的是自己的飯碗。

  在網上隨便搜索一下2006年深圳媒體對拾荒者的報導,從年初的《近百河南籍拾荒者『安家』紅樹林》,到年中的《布吉大坪巷4棟『爛尾樓』集居千余拾荒者》,再到年尾的《深圳同性戀包養5名拾荒者招來殺身之禍》,拾荒者無不是以負面形象出現在新聞欄目中,造成了城市居民與拾荒者之間j的鴻溝。

  與其他弱勢群體渴望媒體關注形成鮮明的對比,拾荒者往往非常反感媒體的曝光,因為一旦曝光,他們在當地的日子就過不長了。在媒體的壓力下,城管往往會在最短的時間內採取行動攆人,這也是造成拾荒者與城管矛盾加深的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社會為拾荒者預設的文化道德特質也逐漸內化到拾荒者對自身的認識當中來。他們不輕易向別人提及自己的職業,他們的孩子恥于承認自己的父母是拾荒者。這種內化的『自賤』的亞文化,是阻礙拾荒者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性障礙,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與其他市民隔離開來,對於外界的任何動作都保持著高度警惕。

http://news.sina.com.tw/politics/sinacn/cn/2007-08-30/114734100065.shtml

來源:法制晚報 選稿:王冠宇   2007年8月29日 16:38

東方網8月29日消息:日本厚生勞動省28日發表報告說,日本國內約有5400名沒有固定住所、在24小時營業網吧中過夜的“網吧流浪漢”。  

這是厚生勞動省首次針對網吧流浪漢進行的調查。新華社電日本厚生勞動省28日發表報告說,日本國內約有5400名沒有固定住所、在24小時營業網吧中過夜的“網吧流浪漢”。

  這是厚生勞動省首次針對網吧流浪漢進行的調查。報告指出,這5400人中約27%是20多歲的年輕人,23%是50多歲的中年人。

  厚生勞動省於六七月間在遍及日本的87家網吧中,向約1700名在網吧過夜的顧客發放調查問卷,並在東京及大阪調查了362名網吧外的行人。

  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中8%因無家可歸在網吧過夜,厚生勞動省據此推測,日本約有5400名網吧流浪漢。

  東京的受訪者中58%是短期雇工,17%處於失業狀態

。厚生勞動省官員說,將出臺措施幫助網吧流浪漢找到能提供宿捨得雇用機構。報告指出,這5400人中約27%是20多歲的年輕人,23%是50多歲的中年人。

  厚生勞動省於六七月間在遍及日本的87家網吧中,向約1700名在網吧過夜的顧客發放調查問卷,並在東京及大阪調查了362名網吧外的行人。

  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中8%因無家可歸在網吧過夜,厚生勞動省據此推測,日本約有5400名網吧流浪漢。

  東京的受訪者中58%是短期雇工,17%處於失業狀態。厚生勞動省官員說,將出臺措施幫助網吧流浪漢找到能提供宿捨得雇用機構。

http://61.129.65.8:82/gate/big5/news.eastday.com/w/20070829/u1a30755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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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裡,都斗爭著一個貴族,一個游民﹔一個紳士,一個流氓。

 

2007年07月27日16:46  來源:人民網《讀書》

《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上下冊  王學泰著  同心出版社   定價:60元  2007年7月出版 

    從前曾經有過一個武俠小說一統天下的時期,從那些金庸古龍們的書裡,我們認識了“江湖”和“俠客”。在王學泰先生的這部巨著《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裡,我們也看到了一個“江湖”,不過王先生說了,此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江湖上也有“俠客”,不過通常的稱呼是一個不怎麼褒義的詞兒叫“游俠兒”,其實是些干不正經勾當的游民。這個詞在一些民國時期舊上海生活的回憶錄裡,往往也能看到,正可以作為印証。    但江湖上多的還不是游俠兒,而是普通的在江湖裡輾轉討生活的游民:棒棒、挑山工、路邊賣早餐的、擺地攤賣書補鞋的、賣菜兜售水果的……今天,有些我們總稱為“小攤小販”,有些我們籠統地歸在了“農民工”的名下。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叫游民知識分子,賣唱的雜耍的算命的編故事換錢的……。游民游民,主要在一個“游”字,有沒有文化並非是決定因素。比如游民知識分子,至少都是半個秀才,有些還很多才多藝,吹彈拉唱樣樣來得,甚至小說也寫得。據王學泰先生考証,很多通俗小說如三國演義、說唐等,都有游民知識分子作者的身影在裡面,隻不過后來經過文人們的改造,這些小說才變成了今天這個模樣。其實現在,很多寫小說寫影視劇本的,學習的還是古代這些游民知識分子的思路和作風,比如把歷史劇寫成草莽英雄傳奇,把皇帝寫得很有游民味,把宰相寫得和游方道士一個樣。

    游民處在社會的底層,生活不穩定,又飽經歧視,所以其理想總是“發跡變泰”,比如撿破爛撿出個百萬富翁來(像報紙上常常報道的),做完乞丐做和尚做出了個大明天子(朱元璋),麗春院裡游手好閑的韋小寶混了一頂鹿鼎公的官銜和七個如花似玉的老婆﹔又比如《水滸傳》裡的梁山好漢,殺人放火受招安,雖然失敗了,但畢竟也賜過御酒當過官。但理想終究是理想,現實則難免會有缺衣少食露宿街頭或者擠地下室一文錢難倒英雄漢的情形,還有一種最可悲的是,游民由其生存環境逼出來的一股游民氣,作者稱之為“游民意識”。這種游民意識是,強烈的反社會性,破壞欲,拉幫結派,做事不擇手段,狠,殘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學者李零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裡也有個總結,說這是“苦孩子的悲劇”。

    說游民意識,作者先從著名的桃園三結義的故事說起:張飛和關羽,要跟著劉備去打天下。劉備說,我是光棍,生死就我自己,你二人家有老小,恐怕不便。關羽說,那好,我們先各自回家殺了老小﹔張飛說,自己殺恐怕下不了手,不如你去殺我家,我去殺你家﹔劉備連聲說,對對。作者從古代的典籍裡搜羅出這個故事,意在証明游民意識的確實存在,且這種意識和正常社會的意識形態有很大的不同。這個故事不僅完全有悖於傳統社會重家庭惜人命的儒家教導,也很不合於今天真善美的要求。所以作者有個論斷,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其主導人物實際上都是游民,燒殺搶掠,雖然痛快,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李逵的兩把板斧排砍下去,砍倒的主要是老百姓。所以反抗秩序的不一定可信,造反的不一定是革命者,梁山好漢英雄豪邁,但魚肉百姓的事也沒少干。

    台灣的李敖曾在一篇文章裡感嘆中國傳統的淵遠流長,說我們今天任何一種事物,都可以在遙遠的過去找到“歷史上的老相好”。學者王學泰先生很欣賞李敖,不過他的這部厚重的大著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有點不同。倒並不是從現在往回溯,去追尋“歷史上的老相好”,而是從過去往今天梳理,將游士、游俠、農民、流民、游民、流氓、盜匪……都放在同一個精神譜系裡進行剖析。游士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給了游民以人生指導﹔游俠的一呼百應、不怕死,是游民仰慕的對象﹔游民從農民、流民中來,流氓和盜匪又正是游民中的極端分子。

    歷史順流而下,游民意識這些“老相好”,今天還或多或少地活在我們的精神血液裡,隻不過有時候隱藏,有時候顯現。幾十年前魯迅即說過,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這種情形,王學泰先生稱之為“社會的游民化”,這正是今天我們需要警惕的,有時又感到人類社會進化的緩慢的原因。(文/幽人)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5/6040666.html

國內M型社會趨勢浮現!據主計處最新調查發現,躋身「百萬年薪俱樂部」人數連續六年增加,去年共九十二萬五千一百七十人;但另一方面,年薪不到二十萬者連續五年減少後,去年首度出現上升跡象,計有一百二十二萬兩千八百五十人。

調查發現,去年百萬年薪人數較前年增加六萬九千人,占全部有收入者的百分之七點六五,雙雙創下六年來新高;年薪不足廿萬者去年增加三萬四千人,也是四年來的高點。

若將國內七百三十萬戶家庭,按照年所得高低分成十等分,落於最低所得組的七十三萬戶家庭,去年全年的總所得不到三十二萬元,相較於在金字塔頂端的七十三萬戶富有家庭,超過一百六十三萬元的去年總所得,兩者差距至少有五點二五倍,平了史上次高紀錄(民國九十一年),僅次於民國九十年的五點三三倍。

主計處交叉分析發現,有錢人集中在台北市、新竹市與台中市,居民去年平均年薪,分別有八十七萬九千九百零八元、七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元,與七十萬五千三百三十六元。而居民年所得最低的前三名縣市,是嘉義縣、高雄縣與台南縣,居民去年年薪不到五十萬元。

主計長許璋瑤坦言,貧富差距擴大是趨勢,台灣也無法置身其外。官員強調,去年年薪不滿二十萬元的人數,發生近六年來唯一的上升情況,可能只是短暫現象,必須多觀察幾年才能判定國內是否已有「M型社會」的趨勢。

但從內政部的低收入戶統計數字,也印證了國內窮人愈來愈多的趨勢,而且增加速度愈來愈快,去年低收入戶總戶數為八萬九千九百零二戶,人數則有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人。

http://www.udn.com/2007/8/27/NEWS/NATIONAL/NAT3/3987451.shtml

為迎接上級的衛生檢查,陜西寧陜縣一鎮民政幹部竟將一名乞丐用車拉到鄰縣荒郊野外遺棄,致其最終死亡。而據當地知情人士稱,“跨縣扔乞丐”並非孤例,臨縣的民政局也經常在晚上悄悄地開車“扔”一些流浪人員過來,“對付這些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再將他們‘扔’回去或者‘扔’到其他臨縣。”(見《新京報》8月26日)    流浪乞討是某些弱勢者“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如果連流浪乞討也要受干涉,如果每個地方見了他們都選擇向外“扔”,或許他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所以,儘管一些人十分看不慣這種流浪乞討的生活方式,但也必須承認:自古以來這都是現實中生活方式的一種。

    而且,無論社會地位多麼卑微,乞丐作為人的權利都應該受到尊重。本應擔負救助之職的民政部門竟然將乞丐趁著夜黑風高“扔”來“扔”去,既是自身的一種失職,也是對乞丐人身自由的侵犯,更是對其基本生存權利的傷害。

    可以說,一個連乞丐也不見容的社會,不僅冷酷,而且危險。這當屬最基本的管理倫理、最基本的公共理性。那麼,為什麼某些管理部門及其人員偏偏容不得乞丐、將乞丐“扔”來“扔”去?在我看來,是一種“以窮人為恥”的管理理念在作祟。

    從報道中可知,寧陜縣此次的遺棄乞丐事件,直接誘因是“迎接上級衛生檢查”。但是,對一個鎮而言,有幾個乞丐就“不衛生”了嗎?為了一次衛生檢查就可以將一個有病的流浪者棄于荒郊野外,顯然是沒有將乞丐當人,是以乞丐的存在為恥。

    “以窮人為恥”似乎是當前某些城市管理者心照不宣的“共識”,甚至是某些管理措施出臺的“動力”之一。譬如,因為“以窮人為恥”,在國道旁修“遮羞墻”等怪事不斷發生;因為“以窮人為恥”,一些城市打著改造市容、改善發展環境等種種旗號,對舊城區大行拆遷,卻又給予被拆遷者極低的補償,致使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因為不以窮人為本,不少城市新修建的公共設施越來越高檔,高票價使窮人與高檔公共設施無緣;一些城市“城管打小販”已不再是新聞,也是某些管理者不但不以窮人的生存為重,甚至還以小商販的存在為恥。

    貧窮應該被改變,卻不應該被鄙夷。

    我們當然企盼窮人越來越少,但面對窮人的存在,卻不能必欲驅之而後快。人人安居樂業、人人體面富足是我們的追求和夢想,要實現這一夢想,盡最大的努力體貼窮人,給予窮人充分的自由和便利,才是真正理性的公共管理。

    任何社會存在流浪的乞丐都不可恥,然而如果公共管理者以乞丐的存在為恥,並以種種方式驅逐之,則是一種真正的恥辱。(郭之純)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28/content_66161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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