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臨近機場的郊區,散佈著一些簡陋的棚屋。這裏長期住著60多個無家可歸的人。有趣的是,他們有自己選舉出的管理委員會、立法會和各項管理制度,而且他們還正準備建立一套自己的“司法程式”。居民派瑞特·斯蒂文(Pirate Steve)說:“我一輩子最美好的時光不是第一次擁有跑車、自己的公寓和珠寶,而是住在這裏的日子。”

新型“村莊”出現

派瑞特所住的村子已經有兩年的歷史。在波特蘭市最近舉行的參政會上,居民們又提出了一項申請,希望得到這片土地的10年居住權。他們相信,隨著美國人無家可歸現象日益嚴重,他們在過去兩年中的努力能為這些同命運的人提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波特蘭市政府正在考慮他們的申請。

派瑞特今年46歲,出生于法國的軍人家庭,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長大。他以前曾是鐳射技師,後來在一次車禍中一隻眼睛嚴重受損,從此丟了工作。他是村中典型的例子,許多村民都像他一樣曾經擁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但因遭受不幸或者疾病的困擾,不能支付生活開銷,最後淪落街頭。

村民的年齡從17歲到72歲不等,三分之二為男性。在他們當中,有曾經酗酒和吸毒的人,還有許多越南老兵,四、五個退役水手,但是大部分人都有專業技能。

加里·斯普瑞(Gary Spry)以前是名電工,由於他的工傷保險不能負擔一次事故導致的接二連三的手術費用,最後不得不抵押掉房子以支付費用。現在,他憑藉專業技能在村中建立起一個風車,成為特有的風能發電設備。這也是村中堅持生態環境發展至上的重要表現。在毗鄰當地監獄的土地上,種植著番茄、土豆和南瓜。

每週村裏都會開一次管理委員會,所有居民還必須出席兩週一次的集體會議,每週有10個小時的時間處理村中的“家務事”。消除暴力、遠離毒品、拒絕飲酒、尊重他人等規定,執行起來都是很嚴格的。任何居民不得放震耳的音樂,不能發出吵鬧的聲音,以免影響別人。任何違規的人都會被懲罰,輕則暫時驅逐,重則永久驅逐。

“我們相處得就像一家人一樣。”村中的財務出納員提姆·麥卡錫(Tim McCarthy)說,“雖然我們也會像其他家庭一樣成員間發生口角,但是我們互相照顧和關心。”提姆來自俄亥俄州,失業前曾在當地一家便利店工作過7年。由於得了肺氣腫和其他疾病,無法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用,最後不得不挪用健康保險,花光了所有的積蓄。

無家可歸人數遍及全國

近日,美國“終結無家可歸聯盟”組織(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全美大約有74.4萬人無家可歸。近一半人居住在避難所,近四分之一的人長期流離失所。

統計還顯示,2005年,加利福尼亞州無家可歸的人數最多,約17萬人,緊隨其後的是紐約州、佛羅里達州、德克薩斯州,佐治亞州。流浪人口占該州總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內華達州,一萬人中有68人無住所。然後是羅德島州、科羅拉多州和夏威夷州。

這份報告的資料來源於美國城市和住房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即HUD)。這是美國自1996年以來首次對無家可歸人員進行統計。目前,這類人員的總人數在44萬4千人到84萬2千人之間。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無家可歸,不僅如此,他們的健康狀況更令人擔憂。

2006年8月的美國《公共健康》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中刊載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過去十年中,對於無家可歸的婦女來說,她們的身體健康和精神狀態都逐年轉壞。麻塞諸塞州醫學院的專家還警告說,這一種趨勢已經嚴重影響成千上萬美國兒童的身心健康。

報告中,研究人員把1993年和2003年分別對無家可歸的婦女進行的調查相比較,發現2003年調查的婦女更易患上長期性心理疾病,身體健康嚴重不良,甚至身體機能受到一定限制。不僅如此,她們的社會能力也隨之下降,患抑鬱症的幾率增加了3倍,極不願意接受治療。專家指出,如果不接受治療,嚴重的沮喪心情會影響到母親和兒童的身心健康。

“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人們經常幫助那些睡在大橋下或在河邊草叢露營的流浪者。”社區避難所委員會(Community Shelter Board)執行主任芭芭拉·波珀(Barbara Poppe)說,“我們非常擔心他們的安全和健康。曾經有一個露營地發生火災,一位婦女險些被火車撞到。”

解決住房問題是關鍵

“終結無家可歸聯盟”主席納恩·羅曼(Nan Roman)認為,造成無家可歸現象的一個原因是房價高昂,令人負擔不起。他說,“如果我們不採取措施解決房價危機的話,我們就不可能解決人們流浪街頭的問題。”

近幾年,美國經濟的不穩定發展、不斷攀升的房價和社會保障遭削減,被視為導致人們無家可歸的罪魁禍首,迫使很多人流離失所。

1996年,每個流浪者平均月收入300美元,遠遠低於聯邦政府設定的貧窮標準(Federal Poverty Level)工資線。1979年至1997年間,在製造業和工業領域中,人們大範圍失業,而最低工資標準又下降了18%,這些使得人們無法承擔生活開銷。

根據美國城市和住房發展部(HUD)的統計,美國有500萬個家庭,收入低於當地收入中值的50%,但還要把多於薪水半數的收入用來支付房租,或者住在條件很差的房子裏。不僅如此,自從1991年,低收入家庭可以負擔起的房屋數量減少了5%,即超過370,000套。而城市和住房發展部(HUD)提供的聯邦租金補助(Federal Rental Assistance)已經不能填補這些空白。此外,那些因為身體殘疾而不能工作的人更無法負擔起租金,只能依靠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但是,2002年每月545美元的補助金甚至根本無法支付一個大開間的公寓。

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波特蘭市市長維拉·卡茲(Vera Katz)慎重地對待解決流浪者住所的問題。當初她在郊區租賃土地問題上給予了支持。她說,“作為市長,我不能把這些人的安全置之度外。現在要決定的是,是否批准他們的申請。”

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曾經流離失所的人已經展示了如何用節約的資源就能建起新的家園,在解決住房問題上取得顯著成果。毫無疑問,這些人已經成為新型“村莊”的開拓者,並逐漸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不能從根本問題上解決住房問題,更多這樣的“村莊”將會不斷出現。

張瑤 ,《華盛頓觀察》週刊 2007年第4期,1/31/2007

https://www.washingtonobserver.org/story.cfm?storyid=1610&char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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