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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009-08-13 22:15

文/陳韋臻

颱風離開的早晨,見到素未謀面的楊運生,讓人訝異的是他穿著一般的綠衣牛仔褲,以及誠摯的目光上由於近五十年歲而發亮的頭頂,和我想像中跑去柬埔寨、舊金山、日本大阪東京接觸遊民生活的反叛社運青年完全不同。提起遊民個別生活的趣事時,楊運生會開心大笑;回憶在日本被遊民大罵時,以一貫平淡的口吻說:「那天我比較火大。」基本上是一位在路上與你擦肩而過也不會特別注意的溫和大叔。但他卻在當了兩年攝影記者之後,辭去工作,在1997年參加台灣海外和平服務團,飛到柬埔寨去當遊民服務志工,直到當地內戰開打之後離開。回國後,以非社工系所的教育背景,跑進社會局當遊民服務社工,一待就是11年,中途又飛去舊金山與日本去貼近觀察當地遊民生活狀況。這一位59年次的大叔,在今年辭掉社會局的工作後,參與雲門流浪者計畫,在日本大阪、東京停留三個月,隻身穿梭在日本遊民出入居住地方,帶回了各地的都市邊緣人生存樣貌。

台灣社會邊緣遊蕩者之境

在都市下淌溢出無能在體制內穩定運行的社會遊蕩者,多數也因應著不同社會經濟結構而有所差異。(參考《破報》復刊546期〈以何為家?-真實世界的邊緣居住〉一文)日本在九零年代經濟大蕭條後建築業泡沫化,應勢而生的是一整批由失業臨時工組成的遊民;韓國的情況與日本類似,在1997年韓國遭逢金融風暴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接管許多韓國當地企業、並行裁員手段,致使大量遊民出現在韓國街頭。而柬埔寨等熱帶地區的農業國家,經常可見的城市遊民,則是在雨季時由農鄉全村進入城中的農民,他們在雨季時集體遷村,在城市中乞討、工作、煮食居住,直到氣候允許耕種時再返鄉,成為特殊的「難民」。而台灣由於早期中小企業興盛,遊民組成身分並無日韓兩國具有大量的相同背景,楊運生形容:「你從台灣勞工產業的歷史,就可以看見台灣遊民擁有的不同技能,但並沒有一個集中的產業。」因此,從他口中娓娓道來的遊民身分,有漫畫家、理髮師、電腦公司老闆、車床技師、香港大學畢業生,或者亦有差點成為遊民的育達老師(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暨中央圖書館編譯工作者,這些人從社會經濟結構不同位置掉出來,身上只帶著幾件衣服與身分證件,把其他家當放在百貨公司的寄物櫃中,成為露天街居者。

相較於日本電影或文學經常可見以資源回收為業的遊民,楊運生表示,台灣遊民的工作生態就顯得多樣特殊,「最常做的工作是出陣頭,分成紅陣頭、黑陣頭兩種:紅陣頭是廟宇活動,像是萬華的清山宮、大同區的霞海祖師廟,他們會請人來熱鬧,後面就請遊民拿旗子,一天八百塊;黑陣頭就是有人過世,那個一天五百,因為時間比較短……我之前還陪台北的遊民包三輛遊覽車,下到高雄去出陣頭。」其他除了較為長期的工作如清潔、保全,也會接書展或球賽場地清潔的臨時工,「之前還有去紅衫軍做守衛的,另外還有遊民會跟我分享說:『柯賜海的最好賺』……(經常召集遊民出任務舉牌子,即使任務取消也會發給到場的遊民工錢)」語未畢楊運生便大笑起來。然而提到成為遊民、成為派遣工的經驗,楊運生則露出難得的譴責神情,解釋之前曾有二十幾位遊民,成為龍潭工業區電腦公司的派遣工,「他們住在工寮裡,一排外勞、一排街友,剛開始講的天花亂墜說有多好有多少福利,結果洗澡沒熱水,沒有提供食物,要吃飯還得扣錢,最慘的是,工頭根本不給街友上工,他們每天待在工寮裡,沒收入還要扣錢。搞到最後才知道是派遣公司找街友去充台籍勞工的人頭,但真正進入廠房工作,資方才不管你是阿貓阿狗,固定撥薪資給派遣公司。」對於台灣越來越多派遣公司的作法,楊運生批評說:「真是差勁,豬頭政府!」

大阪的社區居民與野宿者共生現狀

關於日本,楊運生多次留住在容納了一萬名野宿者(遊民)的大阪貼近觀察,提起目前在釜岐區(Kamagasaki)的經驗時雙眼發亮。釜岐向來是日本遊民問題相當嚴重的地區,三萬名居民與兩、三千名野宿者共同生活在0.62平方公里之地,過去社區居民與野宿者的對立排斥,在非營利組織(NPO)團體的努力下,逐漸消解。

首先,他們引進英國的The Body Shop基金會運作模式,在大阪也推行專門給遊民販售的《The Big Issue》雜誌(目前此類型雜誌已在全球28國家80個城市以上推行),提供職業訓練,並配戴識別證並印行名片,每賣出一份300元的雜誌,野宿者可賺取160元。此外,他們並為這些報販舉辦攝影展,請野宿者自行現身說法,試圖以此改變民眾對他們的偏見。另一方面,成立於2003年的「NPO法人紙芝居文化協會」,以號召年長野宿者參與劇場活動,透過腦力激盪與藝術家、文學家的合作,將野宿者演出的戲劇推向社區居民眼前。

正如同前任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的治安與市容整治,或者美國加州沙加緬度的帳棚城命運,大阪市在2005年以「恢復公園生機」為名,針對大阪城公園內數以百計的野宿者帳篷區進行拆除。對此,NPO團體以社會運動模式,帶領著野宿者起來進行抗議,爭取公共場所使用及居住權,並發起佔領公園的行動,將大阪一處公園入口自行掛上「公園村」的招牌,使一般理解擁有公共設施使用權的社區居民成為公園的外來者。

由於大阪野宿者人口眾多,因此當地居民同時是被迫又緩慢自動地改變了他們與野宿者之間的敵意,有些社區居民針對野宿者,提供便宜的小吃或雜貨,或者以野宿者為對象,提供價格低廉的出租公寓、旅館或養護所,這些社區居民同時也與NPO結合,定期舉辦聚會,增加社區網絡。一名整天叼菸穿著和服的女詩人,創立了COCO ROOM飲食店,鼓勵野宿者進入,讓外地遊客在店內與當地野宿者進行交流溝通,緩慢地促成社區與野宿者共生共存的空間。

誰才是「遊民守護者」?

出乎預料地,在與楊運生的對話過程中,無論是提起社會對於遊民的歧視與排斥,或者客死異鄉的遊民,他的面容極少流憤懣或哀痛。「可能我第一次與遊民直接服務就是到柬埔寨,遇上當地內亂,每天空襲面對一堆屍體,之後就不會有太多情緒。」於是他並不像一般常見的弱勢工作者身上帶著憤怒;相反地,楊運生這麼說:「涉入與超然之間,自己會拿捏。……當然很多社會體制面的東西有問題,但我們無力去改變時,也就是做我們能夠提供的服務。」面對離開了的個案,「結束了就結束了。」聽似漠然的一句話,剖開底下卻是被精障女遊民割傷的四道傷痕、獨自發行《平安報》(提供遊民取閱的報紙)的嘗試、提起畫家遊民泊仔(本名傅杰)早期作品《蜀山劍俠》的眼底光芒,以及台灣民眾對遊民排斥心態的無奈。

在城市中的遊民,有六成以上皆為外縣市人口,而由於台灣社會福利服務是以戶籍地為發放標準,因此許多遊民牽涉到複雜的戶籍地變更程序而無法申請補助,構成輔導就業與住所安置的困難。單就「台北市遊民輔導辦法」而言,已經是15年前的法規(其他縣市陸續訂定此辦法)。詭異的是,台北市社會局期許由遊民共同參與訂定的「台北市遊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在2004年已由「台北市政府法規研究推動小組」列為計畫之一,但直至2007年議會會議仍舊將此案「擱置」。在政府漠視遊民權益的另一面,則顯現在今年五月以「維護旅客權益與車站安全空間」為由,進行車站內近三百名遊民的「勸離」行動,這些政府態度,清楚呈現了台灣人民處理遊民存在的模式。楊運生表示:「民眾要求政府,你幫我弄掉就好,我管他去哪裡,你只要消失在這個地方、這個屋簷底下就好。日本某種程度不只是收容所集中管理,慢慢住在社區中,公寓出租,社區邀請你住這裡,我幫你申請社會福利,台灣接受度相對不高,…將遊民當作危險的,你這樣趕是正確的,但台灣比較少人去關心,為什麼人民會變成遊民,趕走就對了。」語畢出現長長的沉默。我在想,台灣什麼時候會出現遊民帳篷門口懸掛邀請遊客及居民認養貓咪,讓遊民與社區互動、共存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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