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實踐


本文引用網址: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414


遊民拍遊民 拒絕媒體污名


2010-8-01 21:29 作者:李宜霖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資訊社會下,資訊成為商品,遊民成為媒體刺激收視率靶子,議員要上版面,沒有議題可以炒,一而再再而三拿遊民開刀。近用媒體是基本人權,遊民很難表達自己意見,因此博士生戴瑜慧跟一群朋友創辦遊民攝影班,讓遊民自我發聲。


戴瑜慧就讀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她表示,社會一直妖魔化遊民,分為正常跟不正常的二元對立,社會應向貧窮開戰,不要拿窮人開刀。她指出,社會控制資訊,遊民被排除,成為資訊窮人,遊民取得資訊同時也取得自我認同,但媒體就如哈哈鏡,扭曲了遊民真實的面貌,遊民每天籠罩在污民化的報導下,造成對尊嚴的挫傷,長久壓抑下變沉默,甚至絕望地否定世界。


漂泊新聞網發聲


為了打破集體噤聲的狀況,2007年9月戴瑜慧跟遊民們開始形成一個討論會,希望大家有空間可以對話。


戴瑜慧舉例,大家拿2007年10月的報紙,討論遊民路邊舉招牌的不正確報導,例如正確舉牌工作薪資是8百,而非3百,錯誤報導低估了其勞動價值,遊民擔憂雇主會因而降低薪資。


戴瑜慧說,一般人看到媒體的錯誤報導,會去要求更正,但媒體顯然不會理遊民,因此與遊民朋友們走上另類媒體,透過公民新聞平台,成立漂泊新聞網(http://www.peopo.org/homelessnews)。


遊民透過跟別人借攝影機慢慢學,建立另外一種對話的管道。在一般媒體上看到,民眾跟遊民就是對立,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漂泊新聞網在網路上獲得許多對話及迴響。


戴瑜慧說,去拍影音新聞是團體的行動,雖然技術上只有一台攝影機,但用最簡單、舒服的方式讓遊民使用。遊民在極端貧瘠中運用創意,用紙板、除濕機當主播台,沒有美麗主播跟口齒流利的記者,遊民拒絕所謂的專業新聞美學,創造貧窮美學。


從相機前到相機後


有些人是文盲,戴瑜慧就用攝影的方式教學,開始第一年的遊民攝影班,透過讓遊民更便利使用的傳播工具,使遊民更輕易表達想法。


但訓練時也遇到許多困難,戴瑜慧必須克服遊民對照相機的恐懼,因為相機過去是侵犯遊民隱私權的武器,從被相機追捕的人翻身成使用相機捕捉的人,需要非常大的心裡調適。


一開始,使用的器材是即可拍,一個阿伯說給他用是浪費,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用相機。但是老師告訴阿伯說:「你不使用才是一種浪費。」戴瑜慧說,拍照要自己成為主體,才能去拍,社會極度踐踏遊民,因此需建立遊民的自信心跟尊嚴,她們也有能力、有權力使用傳播工具。


攝影班反對技術決定論,重點是拍攝者跟內容,而不是設備跟技術。一開始攝影班使用簡單的即可拍、二手相機器材,很多遊民一輩子沒有碰過相機,所以花許多時間熟悉相機。


第一年大家自由拍攝,老師觀看拍攝內容,發現裡面有幾個拍攝主題是底層人民、台北城的角落生活、居無定所。戴瑜慧說,隨著遊民的遊走,紀錄了台北的邊緣生活,由於遊民是「甘苦人」,她們也紀錄下其他「甘苦人」的生活,例如遊民在公園拍攝下移工的生活,紀錄下台灣的社會變化。


媒體常用偷拍或追拍的鏡頭,導致遊民有許多快閃、驚慌的表情。攝影班的遊民,用自己的觀點詮釋什麼是「遊民」,呈現出自然、微笑的生活畫面,也呈現出漂泊者精神,例如遊民追影拍攝一張從牆迸出的草,他寫到「夾縫中的草顧盼著,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遊民就如牆中草,在困頓的夾縫中求生存,在一無所有的環境下創造。拍照也讓遊民人生改變,遊民阿春說:「我不識字,攝影成為最大的安慰。」


遊民是社區共同體


2009年攝影班開始拍人像。戴瑜慧說,拍人像是很大的挑戰,要跟人接觸、進行互動,加上社會歧視製造市民與遊民的對立,社會污名使遊民更難參與社會,從拍花草到人像,遊民看見、接受自己。


2009年開始舉辦「街頭巷尾攝影展」,用巨幅的照片在戶外展覽,是因為當地里長想要驅趕遊民。戴瑜慧表示,遊民雖然居無定所,通常也在固定地理範圍生活,是地方社區的一分子,在社區同樣看日升月落,一起呼吸。她質疑,遊民在社區沒有房子,就不是社區的共同體嗎?


戴瑜慧認為,全球化迅速擴大了人們的行動,所以當代的公民權利、當地的社區參與,不應囿於當地法定住民身分,應該與時俱進的包括住在當地、卻時常有移動的人們,例如外籍配偶、新移民、外國學生、移工等。


2010年,攝影班討論遊民生存最尖銳、直接相關的議題,就是居住權,這也是台灣當前主要社會矛盾,許多弱勢族群的共同議題。過去10年以來,全台灣城市精華地區的國有土地釋出合計超過3千公頃,這些土地的可建築面積超過5千萬坪。戴瑜慧說,遊民住在隔板屋只有一坪,大部分沒錢租只能睡公園,國家卻賣地5千萬坪,社會的公義何在?


戴瑜慧強調,遊民勞動狀況比一般人惡劣,因為「遊民」身分,薪資更少,還會被歧視,當遊民去提勞資爭議時,公部門一樣以你是「遊民」身分打壓、回絕,資本家則是轉換嘴臉,變成慈善家,以慈善之名,行剝削之實,因此遊民除了經濟公民權,也要剝除社會污名,同時爭取文化公民權。


8月7日到8月27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居無定所攝影巡迴展在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展出,詳細可上當代漂泊網站查詢(http://homelessoftaiwan.pixnet.net/blog)。



遊民在居無定所攝影展演出,拉開的是象徵社會隔離的圍條。(圖文/李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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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網址: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40466

遊民攝影師 拍出污名之苦

2010-7-11 23:22 作者:李宜霖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居無定所攝影展」10日在城中藝術街區開幕,遊民們親身上場演出行動劇,當代漂泊成員戴瑜慧、郭盈靖也參與演出,將遊民的真實處境搬到現場重現。遊民睡在厚紙板上,路人經過調戲遊民,甚至將垃圾丟棄在他們身上。口白念著:「他們說我們是治安的死角,可怕的犯罪者,其實我們最痛很暴力,因為暴力日日夜夜傷害我們。」最後,每個人脫掉面具,這是一齣關於遊民露宿街,遭到驅趕、歧視的安全議題。

遊民晨曦指著相片中他在高樓勞動的映像。(圖文/李宜霖)

攝影展是遊民的集體創作,也有社會人士的參與。在政治大學教攝影批評與分析的郭力昕老師認為,這些作品非常精彩,雖然她們花很多時間在練習,熟悉這些相機的操作,相機原本是媒體攻擊她們的武器。他指出,一般人覺得遊民除了無住所、被驅趕,沒有其他的內涵,但從她們的攝影作品,可以看出對自然、環境、美的關注,每個人都有其創作的才華跟潛力,只是現實中沒有機會嘗試。郭力昕從事媒體改造,他希望在場媒體工作者能說服報社主編騰出版面空間報導,讓遊民的形象不再讓商業電視台繼續剝削,以中產階級的偏見妖魔化遊民。

透過相機與民眾對話

謝三泰攝影師是遊民攝影班的特約講師,從事新聞工作20年,他認為,攝影記者的相機的確是武器,記者抱持著「我就是要你好看」的態度,相機變成職業的工具,但對遊民而言,相機是對話的工具,用相片來說話。他談到民眾可以透過相片跟遊民的心靈跟生存空間對話,了解遊民真正的想法。

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朱傳炳表示,失業率攀升,愈來愈多人變成遊民。他指出,警察找不到罪犯,就會抓遊民當替死鬼,國家社會污名化遊民。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周麗華表示,大眾及媒體認為遊民是犯罪者是刻版印象,實際上遊民的犯罪率很低。社會局目前推出健保臨時卡,讓沒有健保卡的遊民,生病能即時就醫。她認為政府能力不足,所以很感佩攝影班打破學歷、年齡限制,讓遊民發聲。

協力出版遊民書籍的基督教救世軍台灣區區長Mike Coleman,計畫將書籍翻譯成英文,基督教救世軍在全球有120個分部,關切遊民議題。Coleman認為,遊民形成跟社會心理因素相關,包括家庭的破裂、父母親的失職、心理功能失調等。他建議政府,應該把預算用在遊民安置跟個案解決,會有很高的社會效益。

遊民「晨曦」在展覽中介紹他的作品,他曾拍攝落難的神像,這些神像被遺棄在社會的角落,他覺得跟自己的處境很類似。晨曦曾當過101大樓戶外窗的清潔工,拍攝場景涵蓋摩天大樓,他最高曾登上101清洗大樓表面,攝影紀錄著他過往的勞動過程。攝影班成員也曾互相拍攝,成員「追影」捕捉到他工作的樣貌。

重拾記憶中的老火車

除了攝影班成員,遊民「卜派」看到展覽相關消息也來看展。他認為,整個社會將遊民污名化,定格為恐怖份子。他看到這些攝影把遊民的生活形象、想法拍出來,他很敬佩這些前輩、老師。「卜派」說,他還沒成為遊民前,也有兩台傻瓜相機。他喜歡拍攝冒煙的火車,曾經為了老火車,繞了整個台灣,但是後來因為居住問題,底片被房東丟棄。他說,如果自己能擁有一台相機,他想用影像重拾記憶中的老火車。

本文引用網址: http://blog.roodo.com/bigissue/archives/12402037.html

2010年05月13日

約翰.柏德 John Bird

約翰.柏德的故事

做這工作,他夠資格
  

John Bird

其實我算不上是個商人,我想到的點子大半都是垃圾,不過耐力還算不錯。我出生在倫敦一個愛爾蘭貧民區,那裡到處都是貧困、侵犯、暴力、無禮、不當管教、爛傳統、壞人,這些事會讓人發瘋。我大半輩子都在想辦法克服貧困和屈辱的環境,我臉上的疤可以證明。

  我5歲時全家成了露宿者,7歲時”慈惠姊妹會”收留了我,把我送進孤兒院。從那時開始,一直到創辦《The Big Issue》之前,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胡作非為。10歲時我離開了孤兒院,開始在商店偷東西,入屋行竊,連油門都還踩不到就開始刮花別人的汽車。我曾被送進行為矯正中心待了三年,18歲離開那裡,進入車路士藝術學院,不過難逃退學命運。然後我到處亂搞,結了婚,搞大人家肚子,花了些時間躲警察,也躲社會福利機構。我跑到巴黎,成了革命份子,想打倒資本主義(表現不怎麼樣)。我回到英國,又結了一次婚,生了兩個孩子,成為出版和印刷界的小商人。雖然我是優秀的印刷業者,但在重要事務例如發票和訂價方面,我卻是一團糟。17年後,我創辦了《The Big Issue》雜誌。

  我們的第一步行動是接觸一些露宿者慈善機構,推銷這個想法。但他們的反應是:你了解露宿者嗎?你是誰?你有這方面的學位嗎?你又沒有通霄在庇護場所工作、沒接聽過生命熱線、沒露宿街頭、沒在街上踢汽水罐、沒擦過露宿者屁股。我回答說:”我曾經無家可歸,當過流浪漢。我也曾經酗酒吸毒、有暴力的問題。也許該是時候,讓有露宿經驗的人來參加決策吧。”他們聽了之後都很激動,開始跟我分享他們的生活,說他們的祖父曾是火車司機,自己經常喝印度淡啤酒。

朋友襄助

  《The Big Issue》之所以會誕生,是因為我碰見了一個老朋友。我們認識了許多年,那時我在愛丁堡露宿街頭,和一個人爭了起來,看誰鼻子最大。我們在1987年再度相遇,這時我才發現他是戈豋.羅迪克,也就是美體小舖(the body shop)創辦人安妮塔.羅迪克的丈夫。美體小舖現在已經是價值數百萬英鎊的企業了,所以我總是說,千萬別放過有錢的朋友。

  《The Big Issue》是戈登的想法。他曾在紐約看到一份由露宿者叫賣的報紙,但那份報紙是隨便拼湊而成,是一份博取憐憫的報紙;買它的人是因為同情賣報者。他回到英國之後,向”露宿者工業”提起這個想法,他們都說這行不通:理由是你不能信任露宿者。他安排美體小舖基金會提供資金,讓我負責營運。因為我討厭慈善事業,痛恨不切實際的善心人士,所以除非這是一門生意,而且是我的生意,否則不幹。於是他給我資本創辦《The Big Issue》,雜誌在1991年創刊,現在已經行銷全球。

非慈善事業

  雜誌創刊的時候,光是倫敦一地就有幾百個為露宿者謀福利的慈善機構。我不想做慈善事業, 因為”慈善”兩個字令我光火。我接觸過的慈善團體都是”好人”滿屋,因為他們對露宿者是百分之百的同情,但我對同情沒有興趣,因為我覺得這世界是個糞坑。我覺得大家對露宿者的態度都壞透了,露宿者對自己更糟,而慈善機構又不夠強硬,不會對露宿者說:”看看你把自己搞成什麼德性。就算世界對不起你,你自己也該長進啊。”

  我們見過的慈善團體,給露宿者的都是救濟品,而不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機會。對露宿者來說,機會就是一份工作;事實上,讓我們大多數人維持自己的就是工作。工作會給你社會生活、友誼、責任感,以及替自己賺錢的機會,你這才不用依賴國家,依賴父母。

  慈善團體不能提供機會給無依無靠的人;只能對他們好一點,給做在門口的人端上麵包和熱湯。這不是機會,連尊重都不算:這是一種通常只為小孩付出的無條件的愛。對我來說最合理的,是給那些一文不值的人一些能夠保持神智清醒的東西,那就是工作。

教育、教育、教育……露宿者

  我們要首先學的就是如何對待露宿者,因為他們通常暴力好鬥,也習慣要拿東西走。我們要教育露宿者,我們並不是伸手文化的延伸,也不是中產階級那些自由而不切實際的善心人士。他們已經成了讓人產生罪惡感的專家。

  因此我們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首先,他們要花錢從批發處買報紙,不然他們只會用偷的;他們必須同意以特別的音調和方式叫賣,而非隨興所至,或信口雌黃。同樣的,他們如果攻擊我們,我們也會攻擊他們,保證以牙還牙。我們偶爾會碰到幾乎像暴動一樣的狀況,但我們也了解到,他們會尊重別人,就是對那些勇敢面對他們的人。

  除了這條強硬路線之外,也還有一些基本常識範圍內的事情。過了第一年,我們發覺有12,000英鎊被偷。錢是由配銷經理放在保險箱裡的,他原本也是露宿者,結果他把保險箱從牆上搬走了。在早期的混亂狀況下,組織太信任他們了,我們學到要安裝一些控管設備。如果有太多漏洞,總會有人想辦法來搶我們,所以我們不要引人犯罪,不要把誘惑擺在他們之前。

社會大眾

  遠比重新訓練露宿者更困難的,卻是(從前和現在都一樣)說服大眾不要把錢扔給露宿者;大眾的那種寬大為懷的態度,最容易在這些一無所有的人之間造成依賴的心態。這簡直就像是人們口袋裡揣著現金四處繞,說:”我不想把錢留著。那邊那個人看起來心情不好,臉上髒兮兮的,來,讓我給你錢……”。即使現在露宿者是賣《The Big Issue》,而不是行乞,但我們還是沒辦法控制大眾那種施捨的衝動。他們會想要付5英鎊買一本只要1.4英鎊的雜誌。沒有一個露宿者會說:”等等,我不要你的錢。”於是露宿者會覺得露宿街頭、蓬頭垢面,就是長期的飯票。

  這種態度在社會上很普遍,就連一些最精明的生意人也不能免俗。這些人平常對自己組織花費、投資的一分一毫都精打細算,可是他們每年都會戴上一次紅鼻子或蠢帽子,像卡通中的笨蛋一樣到處跑,把錢捐給自己沒什麼研究的慈善機構。真是精神分裂。整個英國都患了這種想把錢捐出去的毛病,而大眾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你把東西隨意送出去而不求回饋,這樣就是奴役了接受的人。因為你給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回來的理由。

《The Big Issue》的員工

  如果我從頭開始再辦《The Big Issue》,我一定不會用那些非常關心露宿者的人。我會用比較強勢的員工,要他們營運一個比較有組織的環境,好帶露宿者進來。我幾乎都要幫員工籌備哲學課程了,主題是關於如何介入與帶來改變,以及不能用理想主義來做事。

  我會想這些,是因為當《The Big Issue》有這樣”深愛”露宿者,跟他們打成一片的員工時,露宿者就會亂搞一通。如果你縱容露宿者、不限制、沒節制,他們的要求就會越來越多,就像是需要花大錢供養的愛人一樣。

癩痢頭的孩子自己的好

綜合這一切來看,《The Big Issue》竟然能生存,倒是一件頗神奇的事:由一個45歲,從來沒管過別人的人創辦;行銷隊伍全由露宿者組成,他們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勞工;不像慈善事業。我們一直在市場上,也會受市場起伏影響。有時候,我們就像沒有包紮用品的急診室一樣忙亂,但我們就這麼活了下來,而我常想,正是因為一路的挑戰,才鞭策我們不斷前進。

我慶幸這麼多年來,發生過無數次的混亂狀況。有錯誤才有進步。我們賺過錢,也浪費過錢,想做大事卻砸了鍋。曾在美國投資,買樓賣樓……如果你一開始就做對了,你就永遠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做對的:不經過失敗就成功,那是幸運。

  其實我認為《The Big Issue》一直都是個很糟糕的組織,而我也再次感到慶幸。辦公室看起來總是亂糟糟、髒兮兮,也有人想要粉飾一下,但我就是喜歡這個樣子。我們彼此之間也不是很相敬如賓,但我也喜歡這樣。我們好像一直都是在這裡撐著,所以有種對抗世界的感覺,而我也一直都喜歡這種感覺。

  綜合以上種種之後,你應該可以理解我們的特殊存在形式。結果呢,有不少於員工掛冠求去,但我們也培養出幾個能堅持下來的人,能做出很棒的東西。我們很可能是最著名的社會企業,而有很多人以《The Big Issue》為踏腳石,進入其他慈善事業與社會企業發展,這是非常棒的事情。

把訊息傳開去

  我自認是在開展新生意,就像是在經營社會福利麥當勞一樣,不斷設立新分店。這是我們成功後擴展的方式:最近的分店是在巴西,之前是東京和大阪,再之前則是納米比亞和南非,再之前則是甘比亞、俄羅斯、德國、義大利、法國……其中有些一樣以《The Big Issue》為名,其他則是以我們在1994年成立的”國際街頭報紙網絡”為名。

  最近我們又擴展了,發展出一系列新企業,目的是引領大眾到我們所謂的”十字路事業”。我們成立了”社會企業經理人”,為有意展開社會企業的人籌措資金。我們也和皇家蘇格蘭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共同成立了《Big Invest》基金,提供基金給社會企業。與其把《The Big Issue》傳的到處都是,不如讓秉持《The Big Issue》的社會企業倫理本質的企業,進入許多不同的領域,管理許多不同需求,而到目前為止,這些新企業都算是成功了。

  還有一個更廣義的擴張,這倒是以我自己為中心的。人家一想到《The Big Issue》就會想到我,因此總是有人要我支持他們,或把我的名字去用在一大堆新事業上面,作用是讓大家了解社會企業的倫理標準;”哦!就像《The Big Issue》這樣,我懂了。”所以從某方面來說,”贊助”其他企業也是《The Big Issue》品牌的擴張。

成功的社會企業家所獲得的回報

  如果你把一群社會企業家集合在一起,就會發覺他們爭強好勝。其實這裡面有重要的自我因素。有人會說:”我要打破這個。””我來是有目的的。”這裡沒有的是商業界的誠實,他們會老實說自己是為了錢。艾倫.舒格爵士(Alan Sugar,21歲成立Amstrad,以販售廉價電子產品聞名。他亦是英國版真人秀”飛黃騰達”的主持人)做這些是為了錢;要是這裡沒賺頭,他就不會動手了。

  社會企業家困在尷尬的處境中:從某個角度看,他們不過是金融界的企業家,只不過是因為當一個貪婪的渾蛋再也不恰當,也不性感,他們才離開原來的環境。所以,他們開始傳播福音,也必須打造自己的標誌,但事實上,他們能成功完全是因為他們其實都是非常爭強好勝的人,而且多少有點貪心。

  我把自己也歸入這類人:我們貪求成功。我們希望登上每份報紙,希望成為那個”做到了”的人。我們得到的回報不是大房子或遊艇(我和我老婆剛拿到第一筆房屋貸款,此外我一無所有),而是名聲。社會企業家希望自己是重要人物,希望人家看得起他們,也希望獲得讚揚。不過我們當然不可把這些心聲誠實相告,反而要把我們的”野心”包裝起來。我認為大家應該這樣說:”首先,我這麼做是為了自己。如果這樣能幫助別人,那當然最好不過。”所以,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創辦《The Big Issue》,我會說”為了付房貸”。

目前還好,但路還很長

  有一天我坐進一輛車,這時一個高大的蘇格蘭露宿者也跟著我一起跳上汽車後座。我想:”老天爺,他不知道有什麼企圖。”這個叫德基的露宿者說:”我離開軍隊之後出入監獄無數次。我常口袋空空地衝進建築合作社(英國某種類似銀行可以存放款的機構)然後口袋滿滿的出來。我整天惹是生非,四年前我碰上了《The Big Issue》,打那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很老實。“這是個很棒的故事,不是因為德基本身,而是他引發的影響。我粗略估計過:把一個人在監獄裡關上一年,要花掉英國政府35,000英鎊。所以我們讓一個混蛋改邪歸正,四年就替政府省了14萬英鎊,可以花在比關人更有生產力的用途。我們開了一張發票給內政部,可惜沒人理我們。

我們有無數像德基那樣的故事,不過我還是認為這離我們的潛能還遠得很,這是我最擔心的事。當你面對生命中有危機的人時,你要問他“你打算為你自己做些什麼?“而不是說“我們打算幫你這樣做。“這樣才真的是革命性的想法,也就是這樣,才能把影響力發揮到露宿者以外的層面。如果你接納《The Big Issue》的理念,將之推廣到診所、學校、日常生活……讓大家認真面對自己的問題,這才是《The Big Issue》的潛力,而且這潛力其大無比。

  但我們也要老實點,我們介入露宿者的生活也不是全無問題,我們幫助的人的中,有三分之一會把賺來的錢花在嘴裡灌的和手臂上注射的。這就是生活,我們不要自己騙自己,說能百分之百的成功。另外三分之一的販賣者則會說:“啊,我有一輩子的事業了。我一個星期可以賣200分報紙。我靠這個就行了。“就像其他所有的救助方式一樣,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依賴方式,的確,這是比乞討好,但依賴就是依賴。我們要另找新方法,鼓勵大家向前邁進。

至於我……

社會企業網路中的高層人士,大多都是理想主義者,但我不是。我也有過理想,但現在已徹底幻滅。我信仰過耶穌,追隨過馬克思主義,當過小商人,然後又嘗試社會事業。現在我可能差不多要抽身了。我成了某種政治人物,用大部分的時間重新詮釋無所不包的社會結構,而非尋覓另一種良藥。

我們的確需要那些忙得像無頭蒼蠅的人去為社會問題找出解決辦法,不過我們也需要做過幾年無頭蒼蠅的人去領導、對抗那些大議題。我們為什麼花這麼多錢去治療而非預防呢?我們為什麼講到廚師傑米‧奧利佛就這麼興奮,可是對那些省了他麻煩、讓他不必到處檢查食物的人就沒有反應呢?我們為什麼喜歡看奧利佛出現在缺乏社會資源的地區?如果解決了社會資源不足的問題-奧利佛就不用花時間到處挑選〝午餐廚娘〞了。事實上,我們花在社會公義上的氣力,幾乎全都花在找尋治療方法和緊急應變,從來從來沒考慮過預防。

所以,我們要讓預防變得迷人。我們要從源頭消滅貧窮,而不是等孩子10歲頭上長了蝨子、或12歲犯了法、或15歲營養不良、或18歲吸毒,又或是等20歲進了青少年犯罪拘留所才去幫助他。

文章提供:
James Baderman
Justine Law
?What If !
UnLtd.

取自:
平凡創傳奇
社會企業妙點子
Everyday Legends
The Ordinary People Changing Our World
商務印書局(香港)

本文引用網址: http://pots.tw/node/3094

週四, 2009-08-13 22:15

文/陳韋臻

颱風離開的早晨,見到素未謀面的楊運生,讓人訝異的是他穿著一般的綠衣牛仔褲,以及誠摯的目光上由於近五十年歲而發亮的頭頂,和我想像中跑去柬埔寨、舊金山、日本大阪東京接觸遊民生活的反叛社運青年完全不同。提起遊民個別生活的趣事時,楊運生會開心大笑;回憶在日本被遊民大罵時,以一貫平淡的口吻說:「那天我比較火大。」基本上是一位在路上與你擦肩而過也不會特別注意的溫和大叔。但他卻在當了兩年攝影記者之後,辭去工作,在1997年參加台灣海外和平服務團,飛到柬埔寨去當遊民服務志工,直到當地內戰開打之後離開。回國後,以非社工系所的教育背景,跑進社會局當遊民服務社工,一待就是11年,中途又飛去舊金山與日本去貼近觀察當地遊民生活狀況。這一位59年次的大叔,在今年辭掉社會局的工作後,參與雲門流浪者計畫,在日本大阪、東京停留三個月,隻身穿梭在日本遊民出入居住地方,帶回了各地的都市邊緣人生存樣貌。

台灣社會邊緣遊蕩者之境

在都市下淌溢出無能在體制內穩定運行的社會遊蕩者,多數也因應著不同社會經濟結構而有所差異。(參考《破報》復刊546期〈以何為家?-真實世界的邊緣居住〉一文)日本在九零年代經濟大蕭條後建築業泡沫化,應勢而生的是一整批由失業臨時工組成的遊民;韓國的情況與日本類似,在1997年韓國遭逢金融風暴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接管許多韓國當地企業、並行裁員手段,致使大量遊民出現在韓國街頭。而柬埔寨等熱帶地區的農業國家,經常可見的城市遊民,則是在雨季時由農鄉全村進入城中的農民,他們在雨季時集體遷村,在城市中乞討、工作、煮食居住,直到氣候允許耕種時再返鄉,成為特殊的「難民」。而台灣由於早期中小企業興盛,遊民組成身分並無日韓兩國具有大量的相同背景,楊運生形容:「你從台灣勞工產業的歷史,就可以看見台灣遊民擁有的不同技能,但並沒有一個集中的產業。」因此,從他口中娓娓道來的遊民身分,有漫畫家、理髮師、電腦公司老闆、車床技師、香港大學畢業生,或者亦有差點成為遊民的育達老師(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暨中央圖書館編譯工作者,這些人從社會經濟結構不同位置掉出來,身上只帶著幾件衣服與身分證件,把其他家當放在百貨公司的寄物櫃中,成為露天街居者。

相較於日本電影或文學經常可見以資源回收為業的遊民,楊運生表示,台灣遊民的工作生態就顯得多樣特殊,「最常做的工作是出陣頭,分成紅陣頭、黑陣頭兩種:紅陣頭是廟宇活動,像是萬華的清山宮、大同區的霞海祖師廟,他們會請人來熱鬧,後面就請遊民拿旗子,一天八百塊;黑陣頭就是有人過世,那個一天五百,因為時間比較短……我之前還陪台北的遊民包三輛遊覽車,下到高雄去出陣頭。」其他除了較為長期的工作如清潔、保全,也會接書展或球賽場地清潔的臨時工,「之前還有去紅衫軍做守衛的,另外還有遊民會跟我分享說:『柯賜海的最好賺』……(經常召集遊民出任務舉牌子,即使任務取消也會發給到場的遊民工錢)」語未畢楊運生便大笑起來。然而提到成為遊民、成為派遣工的經驗,楊運生則露出難得的譴責神情,解釋之前曾有二十幾位遊民,成為龍潭工業區電腦公司的派遣工,「他們住在工寮裡,一排外勞、一排街友,剛開始講的天花亂墜說有多好有多少福利,結果洗澡沒熱水,沒有提供食物,要吃飯還得扣錢,最慘的是,工頭根本不給街友上工,他們每天待在工寮裡,沒收入還要扣錢。搞到最後才知道是派遣公司找街友去充台籍勞工的人頭,但真正進入廠房工作,資方才不管你是阿貓阿狗,固定撥薪資給派遣公司。」對於台灣越來越多派遣公司的作法,楊運生批評說:「真是差勁,豬頭政府!」

大阪的社區居民與野宿者共生現狀

關於日本,楊運生多次留住在容納了一萬名野宿者(遊民)的大阪貼近觀察,提起目前在釜岐區(Kamagasaki)的經驗時雙眼發亮。釜岐向來是日本遊民問題相當嚴重的地區,三萬名居民與兩、三千名野宿者共同生活在0.62平方公里之地,過去社區居民與野宿者的對立排斥,在非營利組織(NPO)團體的努力下,逐漸消解。

首先,他們引進英國的The Body Shop基金會運作模式,在大阪也推行專門給遊民販售的《The Big Issue》雜誌(目前此類型雜誌已在全球28國家80個城市以上推行),提供職業訓練,並配戴識別證並印行名片,每賣出一份300元的雜誌,野宿者可賺取160元。此外,他們並為這些報販舉辦攝影展,請野宿者自行現身說法,試圖以此改變民眾對他們的偏見。另一方面,成立於2003年的「NPO法人紙芝居文化協會」,以號召年長野宿者參與劇場活動,透過腦力激盪與藝術家、文學家的合作,將野宿者演出的戲劇推向社區居民眼前。

正如同前任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的治安與市容整治,或者美國加州沙加緬度的帳棚城命運,大阪市在2005年以「恢復公園生機」為名,針對大阪城公園內數以百計的野宿者帳篷區進行拆除。對此,NPO團體以社會運動模式,帶領著野宿者起來進行抗議,爭取公共場所使用及居住權,並發起佔領公園的行動,將大阪一處公園入口自行掛上「公園村」的招牌,使一般理解擁有公共設施使用權的社區居民成為公園的外來者。

由於大阪野宿者人口眾多,因此當地居民同時是被迫又緩慢自動地改變了他們與野宿者之間的敵意,有些社區居民針對野宿者,提供便宜的小吃或雜貨,或者以野宿者為對象,提供價格低廉的出租公寓、旅館或養護所,這些社區居民同時也與NPO結合,定期舉辦聚會,增加社區網絡。一名整天叼菸穿著和服的女詩人,創立了COCO ROOM飲食店,鼓勵野宿者進入,讓外地遊客在店內與當地野宿者進行交流溝通,緩慢地促成社區與野宿者共生共存的空間。

誰才是「遊民守護者」?

出乎預料地,在與楊運生的對話過程中,無論是提起社會對於遊民的歧視與排斥,或者客死異鄉的遊民,他的面容極少流憤懣或哀痛。「可能我第一次與遊民直接服務就是到柬埔寨,遇上當地內亂,每天空襲面對一堆屍體,之後就不會有太多情緒。」於是他並不像一般常見的弱勢工作者身上帶著憤怒;相反地,楊運生這麼說:「涉入與超然之間,自己會拿捏。……當然很多社會體制面的東西有問題,但我們無力去改變時,也就是做我們能夠提供的服務。」面對離開了的個案,「結束了就結束了。」聽似漠然的一句話,剖開底下卻是被精障女遊民割傷的四道傷痕、獨自發行《平安報》(提供遊民取閱的報紙)的嘗試、提起畫家遊民泊仔(本名傅杰)早期作品《蜀山劍俠》的眼底光芒,以及台灣民眾對遊民排斥心態的無奈。

在城市中的遊民,有六成以上皆為外縣市人口,而由於台灣社會福利服務是以戶籍地為發放標準,因此許多遊民牽涉到複雜的戶籍地變更程序而無法申請補助,構成輔導就業與住所安置的困難。單就「台北市遊民輔導辦法」而言,已經是15年前的法規(其他縣市陸續訂定此辦法)。詭異的是,台北市社會局期許由遊民共同參與訂定的「台北市遊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在2004年已由「台北市政府法規研究推動小組」列為計畫之一,但直至2007年議會會議仍舊將此案「擱置」。在政府漠視遊民權益的另一面,則顯現在今年五月以「維護旅客權益與車站安全空間」為由,進行車站內近三百名遊民的「勸離」行動,這些政府態度,清楚呈現了台灣人民處理遊民存在的模式。楊運生表示:「民眾要求政府,你幫我弄掉就好,我管他去哪裡,你只要消失在這個地方、這個屋簷底下就好。日本某種程度不只是收容所集中管理,慢慢住在社區中,公寓出租,社區邀請你住這裡,我幫你申請社會福利,台灣接受度相對不高,…將遊民當作危險的,你這樣趕是正確的,但台灣比較少人去關心,為什麼人民會變成遊民,趕走就對了。」語畢出現長長的沉默。我在想,台灣什麼時候會出現遊民帳篷門口懸掛邀請遊客及居民認養貓咪,讓遊民與社區互動、共存的情景?

張三的歌  

詞、曲﹕張子石

我要帶你到處去飛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觀賞

沒有煩惱沒有那悲傷 

自由自在心情多開朗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 

我們一起啟程去流浪

雖然沒有華廈美衣裳 

但是心裡充滿著希望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看一看

這世界並非那麼的淒涼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望一望

這世界還是一片地光亮

本文引用網址: http://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106599

行動不便流浪街頭5年‧孤老以爛車為家

 2010-07-13 09:33

  • 堅硬的司機座位對鄭炳發而言,可是個溫暖的床褥,他的衣服整齊地用衣架掛車內,其他的細軟則有條理地裝在箱子裡塞滿後座。(圖:星洲日報)
  • 為了賺取微薄的生活費,鄭炳發撐著手杖,一拐一拐地徒步1小時到附近酒店地區幫助路邊泊車。(圖:星洲日報)

  • 鄭炳發5年來孑然一身,只用一個環保袋就能裝完所有的行李,右為星洲基金會經理林振全。(圖:星洲日報)

  • 鄭炳發高興地表示,我終於有床啦!(圖:星洲日報)

(雪蘭莪‧淡江)這輛破車停迫在淡江新村大街路旁已有2年,除了外殼,汽車已不能操作,但是卻被65歲的鄭炳發用來當“家”,在這2年來,吃喝睡覺全在車裡。

對他來說,車是最溫暖、最舒適的“家”。因為他覺得住在爛車內,總好過露宿街頭。

在之前,鄭炳發白天在街邊流浪,夜晚則在巴剎旁小販公會會所過夜,為期逾1年,接著又到附近的汽車維修廠借宿長達2年。

修車廠業者提供報廢汽車

他後期獲得修車廠業者提供一輛報廢的汽車作為的“居所”,才暫時脫離風吹雨打,又時時害怕癮君子“到訪”的日子。

出生淡江新村的他,是在20年前搬到吉打亞羅士打落地生根,娶妻養兒。約6年前老伴去世不久,他被診斷腳部中風,導致行動不便,無法繼續從事水泥建築工作。

口裡常掛著“我無所謂”

自此,他孤苦伶仃,流浪街頭長達5年。但他並不認為這種日子是一種折磨,他不太願意談及往事,只是口裡常掛著“我無所謂”。

撐著拐杖的鄭炳發目前唯一的期望就是住入老人院,並盼望福利金申請能獲得批准,對他來說就已經足夠。

《星洲基金會》安排入住老人院
鄭炳發重糖尿病

《大都會》記者在瞭解鄭炳發的情況後,也通過《星洲基金會》的協助下,安排鄭炳發入住斯里再央地愛心老人院(文良港),惟在院方將他送往醫院進行身體檢查時,被診斷擁有嚴重的高血壓和糖尿病,必須緊急如院治療。

他除了感謝基金會的幫助,也對一直以來送飯給他的餐廳業者和鄰居表示無限感激。

任何欲聯絡鄭炳發的親友,可致電老人院電話0340220845。

鄭炳發與孩子失聯
“兒子棄我於巴剎旁”

鄭炳發並非真正的孤老,只是孩子無法照顧他,如今更是與孩子失去聯絡。

鄭炳發表示,他是被一對子女從亞羅士打載回淡江新村,兒子將他放在巴剎旁後就離開,從此他就沒有再見過他們,完全失去聯絡。

兄弟姊妹曾來探望他

他不願意談及子女的去向,只是表示他們之間並沒有出現爭執,只是沒有聯絡,惟其他的兄弟姊妹曾來探望他,也有給一點錢幫助他。

據瞭解,他上有逾80歲高齡母親,下有一對子女,大女兒今年36歲,兒子24歲,兩人自來吉隆坡讀書後就在這裡定居。

他透露,兒子曾就讀大學,聽聞已在早前結婚。

難掩落寞無奈

“我沒有生氣,也沒有責怪他們,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我不需要他們的照顧,也不需要他們回來找我,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心……”

雖然鄭炳發嘴裡一直說不在乎,但是天下父母心,說起兒女時他還是難掩落寞無奈。

失望申請福利金無音訊

另外,他指出曾多次申請福利金,但是多年來毫無音訊,讓他很失望。

“住所”有條不紊
附近商家居民每天送飯

雖然露宿街頭,鄭炳發看起來衣著整齊不邋遢,身上也無發出異味。

他有條理地利用空間有限的“住所”,衣物整齊地用衣架掛在車內,文件和財物也分門別類收納。

只是擔心如廁很麻煩

熱心居民商家每天送飯菜,鄭炳發無憂三餐,只是擔心如廁很麻煩。

“很多居民都會主動問我要不要吃東西,而附近商家每天下午4時左右就會送食物給我,我一天吃一餐其實已經足夠,因為我現在也沒有工作,不需要吃太多。”

他表示,目前最大的困擾就是巴剎旁的廁所常被鎖上,他唯有趁沒有鎖上時趕緊前往沖涼如廁。

村長林應:至今沒結果
6個月前已助申請福利金

淡江新村村長林應表示,村委會已在6個月前替鄭炳發申請每個月300令吉的福利金,但是至今沒有結果。

“不只是鄭炳發,我們大約已經呈上逾10份申請,可是迄今卻只有一人在今年3月成功獲得福利金。”

他透露,該委會多次向福利局官員諮詢,得到的回應是當局人事變動影響批准過程,或是沒有資金等,讓他們也無可奈何。

將助申請入住老人院

他表示,鄭炳發並不曾向他透露有關進老人院的意願,他們將會著手幫助他進入政府老人院,並加緊關注其福利金的申請。

星洲日報/大都會‧2010.07.12

本文引用網址: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sunkiss20100709002537

記者:林志偉      桃園     報導

天氣這麼熱,你能相信有人可以穿了5件衣服在身上嗎?桃園一名街友,因為怕衣服被其他人拿走,寧願冒著中暑的可能,將自己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這樣子旁人看了都直流汗。 炎炎夏日高溫不斷,穿1件衣服都讓人熱的受不了,但這位街友卻包的像粽子一樣,穿了一堆衣服在身上。記者:「穿幾件算看看,1、2、3、4、5件。」街友:「差不多5件。」記者:「5件喔。」 一共穿了5件長袖,裡頭竟然有2件外套,還有1件毛衣,在這麼炙熱的高溫裡,這樣穿,實在有夠誇張,光用看的都讓人流汗。記者:「不會熱喔?」街友:「熱也沒有辦法,總比讓人家拿走還要好吧,一些衣服拿到都沒衣服。」 身上的衣服是他唯一能帶走的家當,60歲的何姓男子,雙手雙腳都還能工作,不符合社工救援對象,他在彰化原本還有一間父母留下的房子,卻因為兄弟們為錢反目成仇,被家人趕了出來。友人:「他們家人把他趕出來,不讓他住家裡,就算回家,家裡的人也會打他。」 街友:「年紀大了,找工作沒人要。」 就因為連家人都會背叛,讓男子對社會一點安全感都沒有,寧願在這高溫下,冒著中暑的可能,將厚重的衣服穿在身上,也不要到了冬天,冷到沒衣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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