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


2007/10/07 – [ 中國時報/文化新聞/A14版]
 
 
《星期人物》16到60歲 王墨林叛逆不完
 
【陳淑英/專訪】牯嶺街小劇場藝術總監王墨林聽到要約訪他,竟然苦笑了起來:「我知道我有些名,但我的名上不了檯面啊!」王墨林笑起來有雙瞇瞇眼,他說自己今年六十歲,跟他同輩的不是作教授,就是名作家,而他還在搞小劇場,沒成就感也很讓人瞧不起,「惘然啊!」

在文化圈人士的眼中,王墨林是一個對很多事都不滿、一個永遠憤怒的人,他更被稱作全台灣唯一敢公開批評雲門舞集的人。一生都被視為叛逆分子的他,自比為心靈流浪漢的他,偶而也會自問:「我的叛逆期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為什麼還叛逆不完?」

自嘲耳順之年還在搞小劇場

國防部政戰學校戲劇系畢業的王墨林,軍中服役十年退役後,到日本東京研習劇場藝術。回台灣開始做起前衛劇場策畫製作,像是一九八八年台灣第一齣「行動劇場」《驅逐蘭嶼的惡靈》就是他作的。他在一九九一年成立前衛藝術團體「身體氣象館」,長期關注小劇場、身體文化、表演藝術和前衛藝術等議題;兩年前發現罹患攝護腺癌末期,但他仍堅強的接手經營牯嶺街小劇場。

一個人到了六十歲還在做小劇場,也許別人會覺得他能力不足,或者預想著小劇場有什麼迷人之處,也有人推想他不願在世俗框架內被運用。王墨林笑說:「大家都想錯了。」不是小劇場有什麼迷人之處,而是他一直在探索自我生命的問題。

「我高中嗑過藥。」王墨林說,他的青春期好恐怖,突然之間對身體、對世界有感覺,變得很敏感,當時不知道它有道理,像無頭蒼蠅亂撞。後來,他也曾走上所謂的正常軌道:結婚。不過幾年,他就離婚,「我不要小孩,有小孩,個人就沒有了。」

喜歡跟社會底層人物接觸

離婚後王墨林赴日讀書,回到台灣做身體氣象館時,「賠掉媽媽二十萬會錢」。他為還這筆錢做了很多事,包括「三七仔」。王墨林說,他什麼都做,最遺憾未做計程車司機,他很愛跟社會底層的邊緣人接觸,「跟他們在一起較自然」。跟知識分子在一起像打仗,仙拚仙,知識分子看人標準,都問你什麼學校,你的理論是什麼,「跟我們這種心靈流浪漢不同。」

面對台灣特殊政治環境,他說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個「不認同」的自由人,順服普世價值,對他就是種羞辱。「我一直在看我自己,尤其在艱困環境下,與『頑強』抵抗這件事可以證明自己存在。」

王墨林說,他喜歡唐吉訶德,很多人覺得奇怪,因為唐吉訶德是個無成就的人,「大家太重視效果,不重心靈,但很多實質效果卻是無效的。」因為他不被順服、不被收編、拒絕交換,以致被看做異類,他不以為意,「我的孤獨困境是美的。在孤獨中,我看到自我存在感、看到自己的生命。」

從孤獨之中看到自我存在感

「人的存在要從孤獨談起。」孤獨可以回到自己的本我。他以劇場打比喻:當全部的自由都給你,你可以在舞台上幹聲連連、可以脫光光、可以演同性戀時,你為何還要做劇場?「因為人不只這些」,還有更深層的心靈東西要追求。

然而追求自我,一定要搞顛覆嗎?王墨林說,社會國家壓制我們,讓我們不自由,所以他才要反社會、反國家。「真正的生命哲學在流浪漢身上,流浪漢情願不理人,去撿垃圾吃,但從他們靈巧的警戒心,可看出他們是有能力的,只不過他們不要普世價值那一套。」

「自我找尋是不可能終結的,不同階段會對以前的自我質疑。」王墨林兩年前發現罹癌,生病讓他體會到生命是有限的,「癌症,讓我的生命有更新機會。」生病後,他才知道,原來生命不是無常,生命是有期限的。他希望走的那天,能輕輕鬆鬆。他根本不去想「活多久」,他學「捨」、學「放」,除了與家人在道德上無法捨之外,其它的,他一直在放,「不捨是很大的障礙。」

如果再回到從前會,他會選擇順服體制嗎?王墨林說,他才不要生命再來一次,太辛苦了。「人只有在困境中,才可看到生命的能量。」王墨林說,他的豁達,無視名利,不代表他清高,只表示他自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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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 曾留美 女遊民 住空屋 吃佛堂 泡免費溫泉

穿回收衣 足登長筒雨鞋剪裁的短筒包鞋 走累了就搭百貨公司免費接駁車 她說流浪是最佳職業

本報記者劉峻谷 在台北市天母地區與她錯身而過,不仔細看,不會發現她是個遊民。因為她受過高等教育,過「高等」遊民的生活。 四十四歲的傅姓女遊民曾是北一女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國立政治大學銀行保險系,曾到美國留學七年;五年前起,她四處流浪,衣,穿回收衣服,泡免費溫泉;食,到宗教慈善團體或佛堂用餐;住,睡在有產權糾紛蓋了一半的空屋;行,搭乘百貨公司免費接駁車。昔日的才智,讓她善於收集資訊,善用社會資源,日子過得逍遙。

傅姓女子說話輕聲細語,嗓音甜美猶如廿歲的少女,常穿一件綠色碎花連身衣褲,長褲截一半變成半短褲,褲邊有碎碎的流蘇,腳上是一雙長筒雨鞋剪裁的短筒包鞋;為了透氣,還在鞋上剪了幾個花樣。她說:「這雙晴雨鞋,四季都可穿!」

她不願多提身世

家境不錯 曾經做過看護

對於她的身世,傅女一語過帶不願提起。據側面了解,傅家家境不錯,雙親已逝,她有三位哥哥,其中兩位住台灣。民國七十四年她赴美留學不順遂返台後,三哥、三嫂對她照顧有加。她後來遊走各醫院當看護,因為常要求植物人、中風老人或重度殘病患起床運動、吃飯、擦屁股,而時與病患家屬起衝突。她理直氣壯地說,病患一直躺在床上怎能康復,要他們起床運動,錯了嗎?

「觀念沒有錯,但用錯了地方!」傅女的家屬說,她到美國念書期間,認為美國福利制度是最人性的制度,從此不滿台灣社會。她說「不知道是社會遺棄了我,還是我遺棄了社會。」

帶她看心理醫師

有沒有病 要醫師用看的

傅女家人指出,傅女認為「得到,不必一定要有付出」,所以不願到任何需要付出、講求回饋的地方工作或換一頓飽餐,她將欲望降到最低,只需維持身體生存即可。

家人一度認為她精神有問題,帶她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誘導她講話,傅女講不到三分鐘就不講了,她說「既是醫生,用看的就應該知道我有沒有病!」最後連醫生也沒輒。

家人勸她再找工作,她說,眼睛有乾眼症,不能長時間看營幕或閱讀;話講久了喉嚨會不舒服;脊椎痛不容久坐,膝蓋受傷不能久站,無法工作。對於外人批評她「好吃懶做」,她不以為意的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觀,流浪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

不接受兄長接濟

降低物欲 得到不必付出

不當看護也不願再接受兄長的接濟,傅女開始流浪,實踐她「只要維持生存,每天過著閒情逸致」的生活。為了解決日常的食衣住行,她在天母地區找到一處蓋了一半、有產權糾紛遲未復工的空屋居住,雖然沒水沒電,防風防雨沒問題,只是跳蚤、蚊子多了些。她認為蜘蛛可以吃蚊子,所以從不清掃牆上的蜘蛛網。她在此一住就是兩年。

一天只吃中、晚餐,天母地區自助餐店常施捨她當天沒有賣完的飯菜,有時候到佛堂吃免費素餐,要是佛堂要求她做簡單的打掃工作,她馬上換一家用餐。如果有人請她吃飯,她會要求去「吃到飽」的自助餐;用餐的前卅分鐘不能講話,以利她好好地、專心地飽餐一頓;期間不斷將不易腐爛的食物塞進袋子,準備下一餐、甚至是明天的食物。

她擁有的衣服約十件,季節變換她就到舊衣回收箱找合適的衣服,有什麼穿什麼,不合適就自已改;拿條繩子串只電子表就成了項鍊,天氣熱了,扯斷長褲改成半短褲,涼爽透氣。

「散步,是我現在唯一的運動。」傅女說,天母地區一個小時腳程範圍 內都是她散步的區域,散步去找吃的,散步到育幼院、醫院洗澡洗衣;邊散步邊思考,不想走,就搭附近醫院、百貨公司的免費接駁公車到士林夜市走走。

流浪也有厭倦時

刑滿出獄 開始想找工作

六月上旬SARS疫情稍緩,北投溫泉業者為了提振買氣,十五家溫泉飯店推出一星期免費泡溫泉專案,她足足泡了一星期免費溫泉。她說,天天泡溫泉洗澡真舒服。

家人對她仍抱著希望,三哥為她繳健保費、為她買醫療意外保險,每星期要求她回家一次領零用錢,期望她能自立自強。今年初,傅女為了果腹而行竊觸法,被處拘役卅日。刑滿出獄接受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的輔導,開始有了想找工作的欲望,家人得知後相當高興。

她說:「雖然流浪是最佳的職業,但也有厭倦的一天。」她想找工作,希望能找到拯救快倒閉商店或企業的企劃工作。近日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打工,用電話追蹤甫出獄更生人的工作情形。


【 2003-06-30 / 聯合報 / A11版 / 綜合 】

2007-11-28 00:00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德國兒童援助組織最近公布的一項報告表明,「流浪漢」成為愈來愈多兒童的職業夢想。由於德國高額的貧困救濟補貼,大多數的孩子認為能當窮人實在「太酷了」。

報告指出,德國六到十歲兒童中,過半數想得到更輕鬆的工作。研究結果發現,「火車司機」工作輕鬆,以百分之二十七排第三位。誇張的是,百分之三十兒童認為「妓女」是次好的職業;排名第一的則是「流浪漢」。七歲甘道夫說:「流浪漢和我父母唯一的區別,只是他沒房子。」

此外,德國家長也發現,要獎勵孩子努力向上愈來愈難。一個十歲的男孩就堅定地說,「以後我父母會不得不接受,我是個被政府救濟者的事實。」

德國一所小學的校長說:「廉價的二手衣和極差的房子已成為一種奇怪的『時尚』,有些孩子甚至要他們的父母在同學來訪時裝得和流浪漢一樣頹廢。」

值得慶倖的是,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認為。九歲的拉勒說,「我們家是移民者,我不是天生會說德語,所以不需要融入班上那種詭異的思想裡。希望上中學後,能盡快擺脫他們。」

新聞來源:人間福報     更多人間福報國際新聞 » 

2007-11-28 00:00

http://news.pchome.com.tw/internation/merit/20071128/index-200711281200004279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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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裡,都斗爭著一個貴族,一個游民﹔一個紳士,一個流氓。

 

2007年07月27日16:46  來源:人民網《讀書》

《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上下冊  王學泰著  同心出版社   定價:60元  2007年7月出版 

    從前曾經有過一個武俠小說一統天下的時期,從那些金庸古龍們的書裡,我們認識了“江湖”和“俠客”。在王學泰先生的這部巨著《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裡,我們也看到了一個“江湖”,不過王先生說了,此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江湖上也有“俠客”,不過通常的稱呼是一個不怎麼褒義的詞兒叫“游俠兒”,其實是些干不正經勾當的游民。這個詞在一些民國時期舊上海生活的回憶錄裡,往往也能看到,正可以作為印証。    但江湖上多的還不是游俠兒,而是普通的在江湖裡輾轉討生活的游民:棒棒、挑山工、路邊賣早餐的、擺地攤賣書補鞋的、賣菜兜售水果的……今天,有些我們總稱為“小攤小販”,有些我們籠統地歸在了“農民工”的名下。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叫游民知識分子,賣唱的雜耍的算命的編故事換錢的……。游民游民,主要在一個“游”字,有沒有文化並非是決定因素。比如游民知識分子,至少都是半個秀才,有些還很多才多藝,吹彈拉唱樣樣來得,甚至小說也寫得。據王學泰先生考証,很多通俗小說如三國演義、說唐等,都有游民知識分子作者的身影在裡面,隻不過后來經過文人們的改造,這些小說才變成了今天這個模樣。其實現在,很多寫小說寫影視劇本的,學習的還是古代這些游民知識分子的思路和作風,比如把歷史劇寫成草莽英雄傳奇,把皇帝寫得很有游民味,把宰相寫得和游方道士一個樣。

    游民處在社會的底層,生活不穩定,又飽經歧視,所以其理想總是“發跡變泰”,比如撿破爛撿出個百萬富翁來(像報紙上常常報道的),做完乞丐做和尚做出了個大明天子(朱元璋),麗春院裡游手好閑的韋小寶混了一頂鹿鼎公的官銜和七個如花似玉的老婆﹔又比如《水滸傳》裡的梁山好漢,殺人放火受招安,雖然失敗了,但畢竟也賜過御酒當過官。但理想終究是理想,現實則難免會有缺衣少食露宿街頭或者擠地下室一文錢難倒英雄漢的情形,還有一種最可悲的是,游民由其生存環境逼出來的一股游民氣,作者稱之為“游民意識”。這種游民意識是,強烈的反社會性,破壞欲,拉幫結派,做事不擇手段,狠,殘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學者李零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裡也有個總結,說這是“苦孩子的悲劇”。

    說游民意識,作者先從著名的桃園三結義的故事說起:張飛和關羽,要跟著劉備去打天下。劉備說,我是光棍,生死就我自己,你二人家有老小,恐怕不便。關羽說,那好,我們先各自回家殺了老小﹔張飛說,自己殺恐怕下不了手,不如你去殺我家,我去殺你家﹔劉備連聲說,對對。作者從古代的典籍裡搜羅出這個故事,意在証明游民意識的確實存在,且這種意識和正常社會的意識形態有很大的不同。這個故事不僅完全有悖於傳統社會重家庭惜人命的儒家教導,也很不合於今天真善美的要求。所以作者有個論斷,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其主導人物實際上都是游民,燒殺搶掠,雖然痛快,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李逵的兩把板斧排砍下去,砍倒的主要是老百姓。所以反抗秩序的不一定可信,造反的不一定是革命者,梁山好漢英雄豪邁,但魚肉百姓的事也沒少干。

    台灣的李敖曾在一篇文章裡感嘆中國傳統的淵遠流長,說我們今天任何一種事物,都可以在遙遠的過去找到“歷史上的老相好”。學者王學泰先生很欣賞李敖,不過他的這部厚重的大著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有點不同。倒並不是從現在往回溯,去追尋“歷史上的老相好”,而是從過去往今天梳理,將游士、游俠、農民、流民、游民、流氓、盜匪……都放在同一個精神譜系裡進行剖析。游士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給了游民以人生指導﹔游俠的一呼百應、不怕死,是游民仰慕的對象﹔游民從農民、流民中來,流氓和盜匪又正是游民中的極端分子。

    歷史順流而下,游民意識這些“老相好”,今天還或多或少地活在我們的精神血液裡,隻不過有時候隱藏,有時候顯現。幾十年前魯迅即說過,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這種情形,王學泰先生稱之為“社會的游民化”,這正是今天我們需要警惕的,有時又感到人類社會進化的緩慢的原因。(文/幽人)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5/6040666.html

太原新聞网  2007-08-16 09:17  來源:
 
  近讀王學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國社會》,忽然想到,大院文化或与游民文化有一些親緣關系吧?大院文化是近年來被媒体炒得比較熱的諸多文化現象之一,其代表為王朔、葉京、姜文一流人物,文學上的代言人即王朔所創造的“頑主”。有人把大院文化歸結為北京文化,以為“頑主”、痞子都是從市井、胡同中生長出來的。此

言大謬不然!大院文化与北京文化貌似有關,其實風馬牛不相及。胡同亦不乏流氓、混混儿,但与“頑主”、痞子又非同一譜系。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王山嘗作小說《天傷》,就寫到大院文化与北京市井文化的勢不兩立。

  北京文化的构成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以帝王為主体的宮廷文化,以官僚士人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為主体的市井文化。而大院文化始終不在這個系統之內。它或許在形成的過程中曾經北京文化的耳濡目染,表現出北京文化的某些症候,但就整体而言,大院文化一定有它自己的來歷。那么,這個“來歷”究竟是什么呢?直到讀了王學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國社會》,我才恍然大悟。看起來,大院文化的前身正是王學泰所研究的游民文化,游民文化進了城則演變為大院文化,恰如映襯在大院文化身上的底色。

  王學泰對游民和游民文化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葉以后,有人高度評价為“發現另一個中國”。根据王學泰的研究,在中國,除了大家比較熟悉的孔孟教化下的顯性社會之外,還有一個歷來為文人學士所忽視的、其意識形態与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相對立的隱性社會,也就是游民社會。它是由過剩的勞動階級所組成,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沒有穩定的收入,沒有确定的住所,沒有家庭,也不講宗法秩序。王學泰說,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這樣的一种人。研究游民的思想、意識、文化,阿Q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阿Q對革命的理解是十分耐人尋味的。而中國歷朝歷代的農民戰爭,其最后的成功都是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識分子的加入。即使是20世紀中國長達20余年的農民革命斗爭,也始終籠罩著游民和游民文化的陰影。革命成功了,“游民”進了城,但魯迅所說的游民气、游民意識并沒有留在“城”外,自行消失,而是潛伏在“游民”的思想意識中,被保存下來。長久以來,游民意識甚至還經常被誤解為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不僅沒有得到認真的反思和清理,而且,在農民起義得到全面肯定情況下,這种游民意識的存在還獲得了一定的合法性。隨著大院的形成,它与新的官本位文化、等級制文化結合,也就生成了人們目前所說的大院文化。

  大院文化絕非僅指北京,而是遍布全國的省城和大、中城市,北京只是更具代表性而已。它混雜著游民的“革命”性和進城后當家作主人的优越感,以及供給制所造成的特權思想,它有時也表現出一些正義感,以及反体制、反社會的傾向,但是很有限,隨著社會身份的确定,他們會越來越刻意掩飾自己“少無賴”的歷史,消除身上的草莽气,并拿出一种出身高貴的新興紅色貴族的派頭來。近年來,這种文化由于几部影視劇的熱播而顯得人气指數很高,其實是一种回光返照。事實上,社會變革与城市改造的大規模推進,思想觀念的解放和新興社會階層的崛起,都非大院文化的福音,而是正在摧毀大院文化的存在基礎。從這里看過去,大院文化的熱炒,更像是為大院文化所奏的一曲挽歌。在當今這個社會市場化、文化世俗化、价值多元化的時代,大院文化正在走向解体,這正是當代中國城市文化的一种進步。在這個進程中,我們需要警惕的,是游民文化有可能再次蒙混過關,并寄生于新生的文化中,成為我們歷久不衰的文化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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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璽璋

http://www.tynews.com.cn/big5/site1/index/2007-08/16/content_3326603.htm

錢克錦

2007年07月31日10:20  來源:大洋網·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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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代社會狀況,正統的觀點都會認為這個東方國度是在孔孟教化之下的“以仁為體,以禮為用”的禮儀之邦。在這個文明的社會裡,優雅的儒學起著主導作用,睿智的佛家和道家成為人們恰當的精神生活補充,民眾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和長幼尊卑的家族秩序下有序地生活——也正因為如此,中國還成為“亞洲價值”的搖籃。然而,這是否就是歷史上中國社會的全部?顯然不是。

  所以在吳思寫出《血酬定律》和《潛規則》,用自己發明的“血酬”、“法酬”、“潛規則”、“源規則”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邏輯來描述解釋中國歷史和社會運行規則后,人們據此發現了原來歷史竟是如此!因此,這兩本書不僅引起書市上熱烈的反響,還引起學術界的驚奇。在吳思的剖析中,我們看到正統史學忽視了很多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定律”和“規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吳思讓一些有心人多了一把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鑰匙。

  與吳思在概念和邏輯上讓人們發現“被忽視的歷史”相類似,王學泰在有關“游民”方面的研究,在感性、具體材料的層面,給人們提供大量的資料,對歷來被文人學士所忽視的一個重要社會群體有了新的理解。正因為如此,他在1998年撰寫的《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被李慎之先生稱為“發現另一個中國”。時隔將近十年之后,王先生在原有的基礎上,“耗時半載”,在該書的基礎上又進行修訂和增補,完成《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修版),提供了更全面的資料和一些新的觀點。

  在王先生看來,中國古代社會的確是宗法社會,但在這一主流社會之外,存在很多“脫序”的人。由於朝代的更替、持久的戰亂、土地兼並、自然災害等原因,有很多人失去土地和家園,失去了進入主流社會上層的途徑,成為被迫脫離主流社會的人。從先秦開始,脫序的人一直存在,戰國時期的游士,兩漢的游俠,以及歷朝顛簸於謀生之途的流民,都是脫序的人。歷代脫序的人中,有些成為打家劫舍的盜賊,有的加入殺人如麻的起義軍,還有的搖身變為帝王,對歷史和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不過,王先生認為,直到宋朝才出現“城市游民群體”,他們生活在有別於主流生活空間的“江湖”。這是和主流的孔孟之道相隔離的,是一個隱性社會,是受宗法制度限制和保護的人難以了解的世界。宋亡之后,元朝政府對漢族和“南人”知識分子的踐踏使得更多文人流落江湖。游民群體有了自己的文字,游民意識也開始見諸文學。

  朱元璋可以說是游民文化的產物。明朝專制到后來,依然產生大量游民。《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幾乎是游民文化和游民意識的最主要載體。這種游民意識是,強烈的反社會性、破壞欲、拉幫結派、做事不擇手段、狠、殘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學者李零在《喪家狗:我讀論語》裡也有個總結,說這是“苦孩子的悲劇”。在這些作品的世界裡,取代仁義禮智的,是“好漢”、“義氣”“聚義”、“江湖”、“行俠”等概念﹔這裡沒有“三綱五常”,有的是“論秤分金銀,一樣穿綢緞,成瓮吃酒,大塊吃肉”的理想﹔這裡也沒有教化后世的遠大理想,隻有報仇和獲得利益的短期目標。明朝以后,這些意識成為清朝乃至近代諸多秘密會社如白蓮教和天地會的主要文化。與歷朝官府相比,游民社會對中國的整個民族性的影響,可能更甚於孔孟之道。

  給洋洋洒洒七十萬字的《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作最好總結和升華的,大概還是將近一個世紀前的著名報人黃遠生的《游民政治》一文。黃遠生寫道,“吾國數千年之政治,一游民政治而已”。為什麼中國是游民政治?黃遠生在與西方“法治國”比較后的結論是,“大抵專制之制、家庭之制,或虐人以食,或仰人以食,故最能叢生游民。而法治之國第一要義,在人人有自治能力,養於其業,不養於無義與無恥及一切不當之財。故夫自治之國,自養而養人,謂夫群生相資也。游民之國,相率而食人而已。”

  (錢克錦)
LINK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22226/71855/83267/6051011.html

蔣勳/聯合報20070727

中國文化如果缺乏「俠」的精神,會更沒有個人價值,會更缺乏孤獨自我完成的驕傲,也會更失去對抗權貴與統治者的自信……俠──是中國傳統文化裡非常獨特的一種生命形式。 在儒家建立的嚴密群體倫理社會結構中,俠──代表了一種孤獨、一種背叛、一種出走。

俠──不僅僅是武功技術的擁有者。

俠,在儒家文化的天羅地網裡,更大的價值是保有了最後一點個人浪漫的生命自由,保有了從人群走向江湖山水的純粹心靈嚮往,保有了以個人力量對抗世俗價值的傲氣。

中國文化如果缺乏「俠」的精神,會更沒有個人價值,會更缺乏孤獨自我完成的驕傲,也會更失去對抗權貴與統治者的自信。

俠──在墮落的儒學系統裡是最後的是非與正義的堅持。

有學者認為「俠」的起源與春秋戰國盛行的墨派哲學有關。

墨家主張「兼愛」「非攻」。

「兼愛」有意對抗儒家以家族為主的私利壟斷,提倡超越家族、以人性為基礎、無階級的、平等的社會,是初期的社會主義信仰。

「非攻」是指責強凌弱、眾暴寡的社會掠奪,墨家哲學更以實際行動參予春秋戰國國際間的和平與制衡。

墨家的「實際行動」包括了擁有武力,擁有菁英的救援團隊,在霸權的侵凌跋扈時,以實際行動救助弱小者。

墨家的成員多是一代有熱血、有夢想,追求社會平等、助弱扶貧的社會菁英。

他們多身懷絕技,卻不甘為統治者驅使,不甘為功名富貴出賣自己,寧願走向民間,獨來獨往,或隱姓埋名,或長嘯狂歌於市井酒肆,驚世駭俗,無視家法國法,特立獨行,視權力財富如糞土。

墨家的生命理想,墨家建立的人格典型,隱隱然已經具備了「俠」的雛形。

墨派的信仰在戰國曾一度盛行,所謂「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

孟子曾強烈批判流行的墨派哲學。孟子認為墨家思想導致「無父」「無君」。

今日看來,「無父」正是家族的顛覆;「無君」也隱含著對抗統治者、還政於民的最初期民主理想。

墨家塑造了「俠」的雛形,在亂世替天行道。但是,秦漢統一,中央集權,「俠」的特立獨行自然不容於統治集團。

《史記》說:「俠以武犯禁。」墨派哲學急速消失,墨派分子被解散為隱匿民間的「遊俠」,《史記》一句話,道破墨派知識分子反統治者的本質,也說明了「遊俠」的悲劇命運。

秦漢開國,都有遷遊俠於京城的紀錄,一次遷遊俠人數多達十萬人;這裡的「遊俠」,就有點是統治者眼中的黑幫,「遷遊俠」的舉動也就像今天的「肅清專案」吧!

「遊俠」是統治者眼中危險的黑幫,擁有「以武犯禁」的造反力量,聰明的統治者「遷遊俠於京城」是為了就近看管。

俠──擁有武力,俠的武力又干犯統治者的禁忌,因此,俠便被或逮捕、或殺戮、或收買,或──孤獨地走向民間、走向江湖、走向荒野草澤。

似乎,「俠」的身上宿命有一種滄桑,一種荒涼,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獨。

「俠」自秦漢起,兩千年來,悲歌慷慨,成為中國歷史上獨特的 「悲劇英雄」。統治者其實常常是真正最大的「黑幫」,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時代,俠成為禁忌,俠便隱藏民間,傳統俠義小說,一直發展成今日的武俠小說、武俠電影,俠的故事,就是隱藏民間的背叛與顛覆的故事,等待時機,背叛統治者,背叛唯我獨尊的權威,背叛高高在上為富不仁的統治集團。

最早歌詠書寫「俠」的美學生命形式,以文學傳承「俠」的精神的,正是司馬遷的《史記》,在大歷史中單獨為「俠」立傳,使「俠」成為文化精神傳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讀《史記》,最使人動容的也是獨立於大歷史中的一章──「遊俠列傳」。

司馬遷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時代,把所有對抗統治霸權蠻橫的種子,全部隱藏寄託在鮮活悲壯的遊俠生命之中。

「遊俠列傳」的畫面如此鮮明,兩千年來彷彿成為一個民族最動人的魂魄。

風蕭蕭兮易水寒──司馬遷把每一個民族的後來者帶到一個悲壯絕決的告別場面,荊軻為報知己之恩,出發刺殺秦王,來告別的人都素服相送,知道這是死別。

我總覺得荊軻在那場告別裡談笑顧盼,沒有驚恐,沒有哀悽,他使所有的「俠」在孤獨走向死亡時有了美麗的範本。

荊軻刺殺秦王的行動沒有成功,如同司馬遷筆下絕大部分的「遊俠」,他們注定是失敗者。彷彿他們的「失敗」見證著更悲愴的執著或堅持──寧為玉碎,他們生命最後的意義在自我完成。因此,俠的傳統,也一定包含著遠離世俗榮耀的蒼涼,俠的「笑傲」或「嘯傲」,混合交錯著生命的自負、孤獨,對世俗榮華的不恥與不屑。

豫讓、聶政都是「遊俠列傳」裡令人難忘的典型。他們都為一種堅持執著,吞炭毀容,忍受肉體最大的苦,臨終曝屍荒野,一無世俗的價值,但是司馬遷使他們成為中國傳統中少有的「殉道」的生命形式。他們更近於西方宗教信仰的殉難者,他們的生命美學在儒家的主流體系就失去了價值。

儒家的「殉道」必須在「家」與「國」的認同上,也就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忠與孝。

俠──基本上是從「家」與「國」出走的個人,殉道便與「家」「國」無關,常常更在於個人自我生命的完成。

司馬遷為「俠」立傳,也把「俠」的精神擴大到一些上層人物身上,例如統治階層的項羽、虞姬,也都具備某種「俠」的個性,垓下被圍,四面楚歌,虞姬舞劍,項羽悲歌,烏江自刎,因為真性情而失敗,霸王別姬的孤獨悲壯美學嘲諷了劉邦權謀卑鄙的成功,如同一部俠的史詩。

司馬遷為「俠」塑造的典範,不絕如縷,流傳成民間俠義小說的傳統。

《隋唐演義》裡的風塵三俠,為統治者打下江山,功成身退,並轡馳馬而去,退隱江湖,「風塵三俠」的畫面,在燦爛如血的夕陽裡漸去漸遠的孤獨身影,正是後世武俠小說不斷追溯的美學源流。

以對抗宋代統治集團為背景的《水滸傳》使俠的形態多元化了。

「俠」可以是孤絕悲壯的「林沖夜奔」,可以是魯智深「醉打山門」的諧謔豪放,可以是李逵的一片赤子之心,也可以是武松酒醉過崗打虎的氣魄。

逼上梁山的一百零八條好漢,可以是出身皇族貴裔的柴榮,可以是漁樵江渚之上的阮家兄弟,可以是政府軍伍出身的林沖,可以是販夫走卒,甚至潑皮無賴,他們共同結構成一個「俠」的主題,因為官逼民反,統治者壓迫,人民造反,《水滸傳》的「俠」的主題更近於社會革命,傳承著「俠」的個人傳統,但已轉變為集體意識的反叛。

近代武俠小說當然繼承著「俠」的大傳統,因此,或許末流偏向武功招術的奇技誇張,但是一定程度仍然傳承著「俠」的美麗精神,在無論多麼汙雜沉淪的現實中,仍然使人迷戀,迷戀孤獨,迷戀叛逆,迷戀出走,迷戀一種千錘百鍊的自我生命的完成。

因此,永遠會有李慕白,飄逸於竹林之上,溫暖深情卻又如此憂傷,套句李安的口白──每一個人心中都有李慕白。